1945年8月9日，苏联宣战的消息传来，“新京”日本宪兵队立即收到上级下达的“各部队各机关应按预定计划实行”的命令。溥仪的退走通化实际是早就策划好了的，当然是不可更改的。
不过，这一切溥仪早已顾不得了，他担心自己是否还能活着。当他的日本主子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为了保守自己14年殖民主义者的阴谋和秘密，会不会杀掉他灭口?可是，溥仪对此又完全没有办法。在这样的心情之下，他不得不扮演这最后一幕的傀儡戏。
溥仪向吉冈请求说，希望能让溥杰、润麒和万嘉熙都跟着自己一起到通化去。吉冈感到他的威胁已经奏效，溥仪同意了退走通化的计划，也就顺水推舟地答应了溥仪的请求，立即通知“军事部”，把溥杰、润麒和万嘉熙调任“宫内府侍从武官”。
“军事部”调任溥杰等三人的命令下达后，吉冈最先通知溥杰，他打电话把溥杰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对他说：“苏俄已经参战，关东军要拥戴皇帝退守南满。国都明天要迁往通化。你们夫妇要和皇帝同行。”紧接着他又说：“万一通化决战不利，你我都要做好自尽准备!”
因为当时的形势太紧张，嵯峨浩怕出意外，跟溥杰一起去见了吉冈。从吉冈那儿乘汽车回家的路上，溥杰一度掏出手枪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嵯峨浩死死地抱住他的胳膊不放。
“你想死，什么时候不可以?过去能和皇帝同甘共苦，现在怎么能丢下皇上自己去死呢?你要死了我怎么办?……”
第二天上午，“宫内府大臣”熙洽，“传谕”召集“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参议府议长”臧式毅、“尚书府大臣”吉兴和“侍从武官长”张文铸等五人入宫，由熙洽传达溥仪将赴通化的决定。传达后，五个人都认为此事很有斟酌的必要，于是一起“觐见”溥仪。溥仪无可奈何地对他们说：“是山田亲自来告诉的。先赴通化，再转赴日本，已经答应山田了。”五人一听，知道溥仪无法改变局面，又一起到关东军司令部去找山田乙三。这次山田讲话还算客气，但局面也只好如此了，他说：“事情已经落到这步田地，不能不离开新京了!”
于是在一片混乱中，伪满开始大逃亡。缉熙楼和同德殿开始热闹起来了，溥仪指使众人收拾细软，烧毁文件。溥仪把几个“内廷学生”找来亲自部署，让毓嶦等人负责，领着一帮随侍，清点重要文物。许多珍贵文物、字画、珠宝首饰、金壳手表、钻石、翡翠等等和鹿茸、羚羊角和犀角等最珍贵的药材被分别打包装箱。
第二天，溥仪命李国雄等人把他在天津和伪满时期的部分日记及访问日本、“巡狩”等所拍摄的新闻电影胶片全部烧毁。溥仪两次去日本，也到东北各地“巡幸”，除官方拍摄电影外，他私人也雇用了一个宫廷摄影师夏礼英二，专门为他拍摄影片，十几年下来拍了近百本，这些足以作为罪证的东西，他是不愿意留下的。结果，在缉熙楼地下室锅炉房烧那些电影片子时引起火灾，险些把缉熙楼烧了，幸而及时扑灭。
8月11日是“宽限三天”的最后一日了。这天清晨，人们就注意到：悬挂在关东军司令部门前的菊形纹章消失了，长春“儿玉公园”(现胜利公园)门口骑在马上耀武扬威的儿玉大将的铜像，不知道被谁砍去了脑袋。这便是历史性的大溃逃开始的标志。
黄昏，婉容在太监、侍妇的服侍下，来到长春东站，登上溃逃的列车——“展望号”。其他人也离开了皇宫，宫中只有溥仪、毓嵣、溥俭、李国雄、毓崇、李玉琴及两个侍妇。
这就是溥仪在伪帝宫内的最后三天。他在这个囚禁他十几年的豪华监狱里的生活，即将作为一页历史被永远地掀过去了。
接近午夜时分，天下起了雨，毓崇进入缉熙楼向溥仪报告说：“汽车已经准备好了。”果然，外面停放着四辆汽车。在第一辆车中坐着三个日本人，一个是吉冈安直，虽然已有两天未见露面，这次溥仪及家族的溃逃显然也是他在幕后指挥的，这最后的几辆汽车也是他调来的。另一个日本人是“祭祀府总裁”桥本虎之助，此人的地位一向很高，在日本关东军中任过要职。如今他是为了捧着象征天照大神的三件“神器”而坐在吉冈身旁的。还有一个日本人是宪兵曹长浪花，他自然是负保卫之责的。接着伪帝宫这最后的几个人开始上车：李玉琴和两个老妈子上了第二辆车，溥俭和李国雄上了第三辆车，而溥仪则上了最后一辆车，这是一辆红色车身、黑色顶盖，还有两个特殊装置的大型轿车。
一行人刚离开，就见身后火光一片。原来日本关东军为消灭罪证而将作为伪满精神象征的平时顶礼膜拜的“建国神庙”付之一炬，“天照大神”在浓烟中被送上天，在小雨中，燃烧的光苗映红了一大片天。这对日本天皇、关东军和伪满政权实在是一大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