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这样的一个乱世的时代里，但凡过于优秀的人往往不容于世，“杨修之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我们今天所要说的是杨修是个怎样的人，一起来为杨修喝彩。
才女蔡文姬为之百思不得其解的一句题词“黄绢幼妇，外孙齑臼”，杨修却在片刻之间悟出乃“绝妙好辞”，令众人称羡不已。杨修的敏慧于此可见一斑。连以七步诗著称于世的少年才子曹植亦师从杨修，杨修的才情与人格魅力便不言而喻了。
历来都有“文人相轻”之说，可是在杨修身上却是个例外。且看张永年反难杨修那一场，虚心的杨修是怎样热切地盛赞张松，而后又是怎样在曹操面前为冒犯曹操的张松极力开脱，才使张松保全性命。对待同类，杨修何其热诚！
至于说到写诗作词不过是小丑的杂技，不知道那些一味媚主求荣的奴才们可曾听说过，开创豪放词一派的辛弃疾20岁时便参加过山东的反金起义，以《岳阳楼记》闻名于世的范仲淹亦曾被誉为“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吓破胆”，更不必提大义凛然的文天祥了。这些人哪一个不是身怀济世之才，他们的诗文便是自身人格有力的佐证。
当文学沦落为媚上的工具时，才是文学真正的堕落与悲哀。试看曹操大宴铜雀台之时，那些阿谀、溢美的言辞中有没有杨修的诗句？
生在乱世的杨修有着犀利的目光，正是这种“举世皆醉我独醒”使他在曹操所杀侍卫的墓前道出惊人之语：丞相非在梦中，君乃在梦中耳。这才招致杀身之祸，只是当时的曹操苦于没有借口罢了。
杨修并非不通人情世故，只是高洁的品性使他不屑为之。同样，胸中的块垒不吐不快，即使为之丧生亦在所不惜。曹操炮制了一出梦中杀人的恶作剧，众谋士心知肚明，但为明哲保身起见，都不愿加以点破。杨修在一片白色恐怖中犹能坚持说真话，这是何等的可佩可叹！杨修的真性情是划破暗夜的一道炫目的强光，令众士子的虚伪圆滑相形见绌。
鲁迅先生曾说过，中国一直处在两个时代：1。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2。暂时做称稳了奴隶的时代（请允许我在此将“奴隶”擅自改为“奴才”）。在三国那样一个乱世中，每个人都岌岌自危，神色仓皇地寻求做个安稳的奴才。那位被杀的侍卫可谓一忠心耿耿的奴才，然而即使如此，仍不免死于非命（又想起曹操因自身错误杀掉粮官借头一事，可见他早有前科；而小人物的命运又何其悲惨，永远摆脱不了动辄被杀之虞），何况是杨修这样一个耿直、没有媚骨与奴性的真人，其结局自然更为可悲。
呜呼！竟然将杨修贬为小丑，实在是贻笑大方。言为心声，文如其人，没有灵性的人何异于小猫小狗？当共性完全淹没个性，当兽性与暴力充斥于宇宙，当所有人被同化成一张相同的面孔，有灵性的真人便早已被恶俗不堪的社会环境所窒息。在三国中，出类拔萃的才子如祢衡、孔融（甚至死忠于曹操的荀彧），有哪一个能苟全性命于乱世？
当文人遭遇政客，便有被放逐的屈原，郁郁不得志的李白，穷愁潦倒的杜甫……因为这些人永远不甘于做为所谓“主子”粉饰太平的奴才，不甘于磨折自己的天性去逢迎权贵，才会写出那些不朽的传世诗文。这些诗文，虽然不会为他们赢得生前的高官厚禄，可是他们狂放不羁、淋漓尽致的人生态度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后来者。
杨修确实才华横溢，却并非是一个聪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