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角度不同，结果答案就会迥然差异。 三国时有一段孔明治理南中，便是此段讨论的绝好数据。当御史中丞孟获诣往成都述职时，向丞相孔明提出为家乡减税的要求，诚恳服膺地为人民叫屈，但是孔明拒绝。首先孔明提出西南夷并非全部贫穷不堪，尤其是当官的人富贵连续好几代；再来是南中人民耕种及猎狩效率皆不如中原，因此仍有改良空间；最后则提出国家保护的观念，以增进生活安乐及保护生存安全。举例而言，假设南中收入十石，现课征二石，虽然孟获要求减税为一石，可得九石；但孔明助夷人收入二十石，虽然课征五石，尚余十五石，比起所欲九石如何？孟获听完心服口服。 但是至少有三种不同的说法，解读不同的意义。 一、断章取义法： 若要把以上数据左证为孔明暴政，就会有人把税负把二石增至五石，增加比率为二倍半的暴征苛利；或者是原来税负十取二，已是什二税，是中原汉制什一税的两倍，本来已经重税，改成二十课五更是雪上加霜，重税再加重税。不管是从实际数额或比例换算，皆可坐井观天得出偏见。 二、忽视技术及进步： 南中用木制农具耕耘、或简单手工具猎牧，但若引进铁制器具，就能造出更坚固更复杂而更有助于生产效率。科技进化正是文明有别于野蛮的重要因素，即使位处中原，盐铁仍需官营制作生产，因此取得进步的本身就需付出代价。光是技术进步，就可使收入由十石增加为二十石，这正是文明治国带来进步，但是若有意隐暪增产十石的话，当然看不出孔明引进技术而对南中产生治国的成效。 三、漠视国家观念及保护安全： 南中被蜀汉统治，而无外忧之虞，益州提供军队武力保护，故南中毋须维持强大的武装势力，仅须有少量的兵卒维持治安，因此南中当然要向益州付出代价。孔明以蜀汉政府的姿态统治，而非眼光狭小到地主门阀之间的斗争与冲突，政权与地主本来就不同格调，老是汲汲营营无中生有于所谓荆益分派，偶尔也正视上对下统治的政治观念。毕竟中央集权与地主联邦，两者并不相同。 曹操对农民课以什五，有的甚至达到什六（提供官牛），然而此项政策实施以来，人民却很安心，因为战乱之中，若要免疫于死亡的威胁，必须付出代价。两汉和平时自有算赋、更赋及资赋等不同名目的课税，每人负担不只什一，更何况是战乱时的三国。比方东吴就征以口赋、算缗、关税、户调还有「税米、租米、限米、布米及钱米」等「杂米」（皆为税负名目），难怪江东人民屡屡起义发动战争。 结论： 一条叙述事实的原始的数据，光是因为方法不同，至少可以解释成南辕北辙的不同方向。而且若以先入为主，先有结论再来找资料的话，不管是断章取义来铁口直断，或是故意忽视收入增加的进步，以及与当时行情相比较，结果完全不同。依剩余价值而言，孟获原来要求从八石增至九石，但是孔明改成从八石增至十五石，这种要五毛给一块的观念，孟获心悦诚服。 就像陈寿为孔明立传的评价长达一百五十一字，比赞刘备（九十二字）、评曹操（八十九字）或称孙权（八十七字）还多，只留尾句十九字批评其尚不善，不过十之一二的比例，换句话说，陈寿对孔明褒扬九句而损折一句。如果再详察孔明全传之是非，更清楚陈寿褒贬孔明的态度，这就是数字会说话。 因为史料有其时代背景，更需全盘研析来龙去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