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屡屡遭世人诟病，责难虽多，穷本究源，一言以蔽之，无外乎“乱世之奸雄”而已。不过，这个看似盖棺论定的评语，又确是曹操“咎由自取”而来，况且也实在是情有可原、事出有因——— 套用一个当代说法，曹操是被迫过度自我炒作，以至于一不留神就成了最大的负面教材。
当公司组织的选拔机制由理性设计变成非理性，个人的选择也被迫“异化”。曹操未入仕前即得来的“奸雄”称号即来自于流行于东汉末年的人才选拨模式———“月旦评”。
“赘阉遗丑”：不得不说的出身
有汉一代，一直存在着两大顽疾，其一是所谓“外戚干政”，肇始于西汉高皇后吕氏，再因武帝以霍光辅政幼子昭帝，而终至于王莽篡汉，东汉光武中兴以来，惩前毖后，但也矫枉过正。由是便导致了另一顽疾———“宦官专权”，尤以东汉末年最盛。由此，也导致了东汉一朝中的另外两个现象：一是“重名节”，二是“党锢之争”，后者在桓、灵二帝之间愈演愈烈，特别是桓、灵二弟将朝政委于阉宦，导致士人和阉宦水火不容，于是“清议”之风甚嚣尘上。
士林之间的“清议”、“清谈”与选举制度中的“察举”、“征辟”一旦暗合之后，又有几人能澹然视之？这与“唯成分论”如出一辙———当所有的“乡举里选”仅有“工农兵大学生”这座独木桥的时候，不幸沦为“黑五类”的曹操，要想出人头地，就必须剑走偏锋，另辟蹊径，正如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所述，“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
也许，曹操此语多少有些言不由衷，因为于他而言，以当时之情形，最为致命者还是他不得不说的出身。曹操的父亲曹嵩便是宦官、中常侍曹腾的养子，于是，曹操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名副其实的“赘阉遗丑”（《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载（袁）绍檄州郡文，“操赘阉遗丑，本无令德。”），恰恰与世人，尤其是士林中鄙弃的阉宦有关。尽管清人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论述公允，“宦官亦有贤者”，而曹腾便是“汉宦官之贤者”，但是，在“党锢之祸”后崇尚名节的东汉末年，曹操家世又岂容掩耳盗铃、视而不见呢？
尽管曹操习惯了不按常理出牌，但是，门第、出身却是其始终挥之不去的“先天性原罪”。所以，无论是“欲为一郡守”之际的“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乃至位极人臣之时“唯才是举”的“求贤令”，无不与此有关。但这些都是他既入仕之后的所作所为，而此时尚处于幽微的曹操的首要之务却需要先“矫名入仕”，而这一切又离不开当时盛行于世的所谓“乡里之号”、“时人之语”、“天下之称”，而融此三者于一炉之滥觞，则非许靖、许邵兄弟之“月旦评”莫属。
月旦评“矫名入仕”的必经之途
据《后汉书·许邵传》记载，“初，邵与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其实，东汉以降，臧否人物在士林间颇为盛行，这一点仅从《世说新语》中诸多的章节标题，一如“识鉴”、“赏誉”、“品藻”等即可见一斑。而许靖、许邵兄弟堪称其中的翘楚，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意见领袖”，以至于“所称如龙之升，所贬如坠于渊，清论风行，高唱草偃，为众所服。”
曹操的胆识、智略和文采，自然均非凡品，但他要想出人头地也需要知名人士们的提携，而这一切都需要曹操自求多福，据《后汉书·桥玄传》载，“初，曹操微时，人莫知者，尝往候（桥）玄，玄见而异焉。”桥玄无疑是慧眼识曹操者（此桥玄非彼乔玄，所以，吴宇森《赤壁》中小乔与曹操之关系，显然缺乏史实根据），他曾对曹操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但是，仅有桥玄的赏识，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对此，桥玄又给曹操指点迷津，开出了药方，“君未有名，可交许子将。”
许子将究竟何许人也？如果说今天是一个“微博”大行其道的时代，那么，许邵（字子将）俨然就是东汉末年的“天下第一博主”，他通过自己无远弗届的名博———“月旦评”，牢牢地把持着臧否人物、毁誉天下的话语权，但凡能入其法眼者，一经他的品评，必然会被万千粉丝瞬间转发，从而，或扬名天下、登堂入室，也可能名誉扫地、遗臭万年，而曹操则兼而有之。
正如笔者无法奢望“微博女王”姚晨肯不计利害地点评一下拙作并做转发一样，即便主动示好，曹操也不能奢望许邵会纡尊降贵地替自己的前程背书。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根据《三国志·裴松之注》引孙盛《异同杂语》载：“（太祖）尝问许子将：‘我何如人？’子将不答。固问之，子将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太祖大笑。”
史籍向来语焉不详，就曹操、许邵之间的这段幽曲公案，却仅着一个“固”字，就写尽了当时的情势。但对于“少机警，有权数”的曹操而言，这一字之间似乎又涵盖了太多的故事：威逼乎？抑或利诱乎？所以，“乱世之奸雄”这个自此就和曹操形影不离的坏名声，竟像是曹操刻意讹来的。“太祖（曹操）乃造子将……由是知名。”从“君未有名”到“由是知名”，却绝非沽名钓誉，因其背后关乎仕途，所以，“（曹操）年二十，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迁顿丘令，征拜议郎。”
私议左右公权的集体非理性
“月旦尝居第一评，立朝风采照公卿。”其实，以“月旦评”为标志的“清议”之风在东汉末年的士林，乃至仕途之上可谓举足轻重，“大约汉末名士互相品题，遂成风气，于是，朝廷用人，率多采之。”所以，即便特立独行如曹操者，也概莫能外。当然，“月旦评”最初还流于民间，顶多算是来自民间的舆论监督，但曹丕称帝以来，经陈群首倡“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实本于“月旦评”），并经曹丕采纳之后，“私议”便上升为“官法”，从而，“人治”最终成为一种常态。
当然，在客观化、标准化的科举制度尚未出炉之际，“九品中正制”最初作为一种将民间评议与官吏举荐相结合的选拔制度，无疑是一种较为先进的理性设计，甚至具备了某种原始的民选特征，但当这种发端于先秦，原本从属于草根阶层“普遍民意”的“乡论”、“公论”，一旦操之于如许劭兄弟之类的少数精英，再与选拔用人制度媾和，从而上升为某种“官方说法”，且评议标准又逐渐集中于“家世”、“行状”、“品藻”之时，制度异化乃至于个人寻租行为就难以避免了。于是，一种集体非理性便潜滋暗长。
由名士、官吏把持着察举、选拔的生杀予夺，其直接结果便是，“权贵子弟多以人事得举，而穷约守志以穷退见遗。”“位成于私门，名定于横巷。”曹操无疑属于前者，但绝非个例，其实，毋庸置疑，恰恰是由“月旦评”肇始，再经“九品中正制”滥觞，于是乎，魏晋以降，士族、门阀政治便大行其道，而其遗毒之深，乃至于盛唐，一代诗仙李白也孜孜以求于投献名门。
遍览《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史籍，属于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如曹操、诸葛亮、司马懿等无不经由名士推崇，名动天下，从而，出将入相，而其中的大多数人物也像是做到了“德艺双馨”，但一旦私议成风，甚至左右公权，各种矫言伪行、巧言令色便相处流行了。一个最著名的例证便是出自“四世三公”、簪缨之家的袁绍，据《后汉书·许劭传》载：“（袁绍）去濮阳令归，车徒甚盛。将入郡界，乃谢遣宾客，曰：‘吾舆服岂可使子将见。’遂以单车归家。”
显然，曹操由“月旦评‘而起于幽微，但他也深知其害，所以，一旦位极人臣，予取予求，便反其道而行之，不拘一格，发布’求贤令”，“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