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是西汉文景时期的著名政论家，他才学出众，勇于任事，深受文、景两帝的器重和宠信。景帝前元三年，御史大夫晁错为从根本上解决中央集权与诸侯割据的尖锐矛盾，消除王权对皇权的严重威胁，巩固大汉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千秋功业，向汉景帝上书《削藩策》，建议削夺诸侯王的封地，收归汉廷直接统治。景帝为实现大汉王朝的长治久安，采纳了晁错的“削藩”建议，于是，开始“削藩”。晁错力主“削藩”，无疑是忠于汉室、维护汉王朝封建秩序的正确政治主张。景帝通过“削藩”，使绝大多数诸侯王国仅领有一郡之地，诸侯王国领郡由高祖时的42郡减为26郡，而中央直辖的郡由高祖时的15郡增加至44郡，实现了“强干弱枝”的目的；朝廷“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收回王国的官吏任免权，取消“诸侯皆赋”，仅保留其“食租税”，并且收夺盐铁等利源及其有关租税，使诸侯王已经不再具有同中央对抗的物质条件。施行“削藩”之策，切实强化了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然而，力主“削藩”的功臣晁错，在“削藩”的斗争中，却被冠以无臣之礼、大逆不道的罪名，腰斩于长安东市。晁错之死的前因后果何在？
晁错力主“削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强化中央集权，巩固汉室江山。汉初的诸侯势力是历史形成的，刘邦与各路诸侯是盟主与盟友的关系，是为了反楚结成的统一战线。刘邦称帝后，诸侯势力很大，如果急于强化中央集权，削弱诸侯势力，汉室江山就有可能四分五裂，分崩离析，因此，刘邦只得论功行赏，分封了七个异姓诸侯王：楚王韩信、赵王张敖、韩王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燕王藏茶、长沙王吴芮。可当汉王朝的封建统治秩序初步恢复后，刘邦为加强中央集权、巩固汉室统治，便开始了剪除异姓王的斗争。这场政治斗争历时八年，几个主要异姓王先后走死逃亡。如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韩王信、燕王藏茶被杀，后被封为燕王的卢绾逃往匈奴。在消除异姓王的过程中，刘邦“惩戒亡秦孤立之败”，错误地认为分封刘氏子弟为王能同心同德屏藩汉室，便又陆续分封自己的子侄为王，共九个诸侯国。虽然，异姓诸侯王被剪灭了，但中央集权与诸侯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并未得到彻底解决，九个同姓诸侯王依然是皇权的潜在威胁。
汉文帝即位后，除保留旧有的诸侯王外，又立了一批新的诸侯王。由于文帝推行黄老政治，在促进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同时，也使诸侯王势力得到了恶性发展，导致刘氏宗室内部在皇权与王权的分割问题上产生了尖锐矛盾。文帝三年（前177）济北王刘兴居起兵叛乱，首开王国武装反抗汉廷之先例。文帝派兵镇压，叛军顷刻瓦解，刘兴居被俘后自杀。三年后，淮南王刘长又阴谋反叛，被朝廷发觉。文帝罢去淮南王的封号，将刘长发配蜀郡，刘长在途中绝食而死。对此，贾谊上《陈政事疏》，指出亲疏不是主要问题，同姓王并不比异姓王可靠，诸侯国最后都要威胁中央集权政权；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即分割诸侯王国的领土，缩小诸侯王的领地，以削弱他们的势力，从而达到中央集权的目的。但仁厚的汉文帝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对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并未积极果断实施，只是在齐王刘则死，无子嗣位的情况下，才分最大的齐国为六国，又封刘长的三个儿子为王，将淮南国一分为三。由于文帝对同姓诸侯王基本上采取姑息政策，导致诸侯做大，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从而埋下了“七国之乱”的祸根。
到汉景帝时期，诸侯的势力恶性膨胀，像齐国有七十多座城，吴国有五十多座城，楚国有四十多座城。有些诸侯不受朝廷的约束，特别是吴王刘濞，更是骄横。他开铜矿，铸钱币，煮海盐，设官市，免赋税，使吴国经济迅速发展，与此同时，他的政治野心也开始滋长。他长期称疾不朝，吴国俨然是与汉朝平起平坐的独立王国。至此，相信朝廷之上很多人都会清楚诸侯王国照此发展的结果是什么，但谁都不愿意触及这敏感而尖锐的话题，唯有御史大夫晁错心忧汉廷，力主”削藩”：“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其反迟，祸大。”众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晁错之忠，日月可鉴。
景帝采纳晁错的“削藩”建议，于景帝前三年（前154年），以各种罪名先后削去楚王戊的东海郡，赵王遂的常山郡和胶西王的6个县。景帝前三年正月，汉廷削地的诏书送至吴国。吴王濞立即诛杀了由朝廷派来的二千石以下的官员。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遍告各诸侯，同时又派人与匈奴、东越、闽越贵族勾结。消息传来，胶西王刘卬、胶东王刘雄渠、淄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楚王刘戊、赵王刘遂等，也都配合起兵。以吴、楚为首的“七国之乱”，终于爆发了。
刘濞反叛后，即率20万大军西渡淮水，并与楚军会合后，组成吴楚联军。随即挥戈西向，杀汉军数万人，气势汹汹。梁王刘武派兵迎击，结果梁军大败。景帝得知七国叛乱，立即派中尉周亚夫为太尉，率36位将军迎击吴楚联军，派曲周侯郦寄击赵，将军栾布率兵解齐之围，并命窦婴为大将军，驻荥阳督战。
虽然有了应对之策，但能否最终平叛，景帝心里没底，狐疑不定。恰在此时，暴露了晁错力主“削藩”并不是纯粹的“公义”，还夹杂着自己的“私货”，他欲借机公报私仇。司马迁说：“晁错为家令时，数言事不用；后擅权，多所变更。诸侯发难，不急匡救，欲报私仇，反以亡躯。语曰‘变古乱常，不死则亡’，岂错等谓邪！”这里讲的“欲报私仇”指晁错企图利用镇压吴王刘濞叛乱之机，借景帝之手，杀掉自己的政敌袁盎。袁盎与晁错有很深的隔阂，晁错升任御史大夫后，曾派官员查核袁盎接受吴王财物贿赂的事，确定袁盎有罪，景帝下诏不再追究袁盎的责任，而把他降为平民。吴楚叛乱伊始，晁错对属下说：“袁盎接收了吴王的许多财物，专门为他遮掩，说他不会反叛。现在反叛已成事实，我打算请求处治袁盎。他必当知道叛乱的阴谋。”属下说：“事情还没有暴露出来，就惩治他，可能中断叛乱阴谋。现在叛军向西进发，惩办袁盎有什么好处呢！再说袁盎也不该有什么阴谋。”其实，属下知道晁错与袁盎关系紧张，极度不睦，晁错只是想要趁机报复袁盎而已，所以不赞同他的建议。晁错犹豫不决。袁盎已是一介草民，可晁错还是不肯放过他，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其心胸狭小犹如针孔。洪应明在《菜根谭》中指出：“不责人小过，不发人阴私，不念人旧恶，三者可以养德，亦可以远害。”宽是五种嘉行之一，是仁之为德的基本内容。人言晁错学贯儒法，可他并未得其真义，徒有虚名罢了。袁盎既有其刚正的一面，又有其刁专的一面，虽然才华不及晁错，但玩“术数”要胜于写过《言太子宜知术数疏》的晁错。
有人把晁错的打算告知了袁盎，袁盎很害怕，连夜求见朝廷中与晁错有矛盾的官拜为太子詹事之职的窦婴，对他说明吴王叛乱的原因，希望能面见景帝，当面说明原委。窦婴入宫奏报景帝，景帝召见袁盎，问袁盎有什么退敌妙计，袁盎趁机对景帝说：“方今之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刃血可俱罢。”袁盎比晁错更精于算计人，此计之妙，妙不可言，堪称厚黑学的经典案例。景帝为换取七国罢兵，表示“不爱一人以谢天下”，决意把晁错当做替罪羊斩杀，以消除国家危机。然而，朝廷众臣却没有人为晁错求情，向景帝说明这只是袁盎一厢情愿的臆想罢了，犯上作乱，抱的就是鱼死网破之心，斩晁错无济于事，反倒会堵塞言路，造成大臣噤若寒蝉，不利于国家的治理。当然，这也不能完全责怪众臣。晁错为人峭直刻深，弄得朝堂之上，不是政敌，就是仇人，人家幸灾乐祸甚至落井下石，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请。于是，忠于汉室的晁错被腰斩于东市，并被灭族。李贽说：“晁错区区欲图袁盎，自速反噬，无足怪也。”所谓“无足怪”，是说晁错之死是自取的。景帝诛晁错，使七国叛乱没有了借口，但七国仍然不肯罢兵，彻底暴露了其推翻景帝政权的真实面目。于是，追悔莫及而又愤怒不已的景帝，决定不抱任何幻想，坚决以武力平息叛乱。汉军很快平定了叛乱，刘濞逃到东越，为东越王所杀。其余六王皆畏罪自杀或被杀，七国被废除。
其实，晁错并非是智慧超群的高人，自从他一味建言“削藩”并为景帝采纳后，他的两只脚，就一只踏进了阴间，一只留在了阳间。面对诸侯势力不断膨胀的情形，群臣皆会意识到“削藩”是不可或缓的要务，也会勾勒出如不“削藩”诸侯王国未来发展变化的轨迹，预料到西汉中央与诸侯王国火并的结局，然而，谁都不敢干涉刘氏“家事”，因为弄不好自己就会成为刘氏宗室内部皇权与王权斗争的牺牲品。晁错只意识到，朝廷如若顺利“削藩”，首功则在己，自己即会因政绩显赫，备受景帝宠信，赢得总领百官的丞相之职，同时，也会力挫持不同政见者，消解自己耿耿于怀的宿怨。但不知晁错是否意识到如若“削藩”失败，他极有可能会被“削职”甚至“削命”，风险甚巨。这一点，就连晁错的父亲都看明白了。听说晁错上书《削藩策》，他从颍川老家赶到京师，对晁错说：“皇帝刚刚即位，你辅佐君主执掌朝政，削弱诸侯王的封地，疏远皇室的骨肉之亲，人们的议论都怨恨你，你为什么这样做呢？”晁错说：“只能这样做。如果不这样做，天子无法尊贵，国家不得安宁。”他的父亲说：“这样做，刘氏的天下安宁了晁氏却危险了，我离开你去了！”于是，他的父亲回到老家服毒自杀了，临死前说：“我不忍心见到大祸临头！”果然，此后过了十多天，吴、楚等七国就以诛除晁错为名举兵叛乱。欲建非常之功，必为非常之人。晁错虽被称之为景帝“智囊”，建言献策，多有真知灼见，但从他因力主“削藩”而遭诛杀一事看，他还缺少足够的政治智慧，甚至可以说是政治上的低能儿。“削藩”的复杂性、艰巨性、风险性深不可测。才华横溢的贾谊之所以仕途坎坷，最后郁郁而终，主要原因在于他提出“削藩”之策，不合时宜，受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排斥和倾轧。可见，力主“削藩”，不讲时宜，不权衡利弊，同既得利益集团的斗争，不讲策略，不苦心研究应对之策，个人失败的几率是很大的。晁错只提出了“削藩”的主张，而没有周密谋划应对“削藩”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极端情势，因此，景帝面对“削藩”造成的“七国之乱”缺少充分的思想和军事准备，以至于吴楚起兵，浩荡西向，景帝迫不得已“不爱一人以谢天下”，以图消弭叛乱。汉景帝本是心狠手辣之人，曾在博弈中打死刘濞之子，对豪族大户的打击也毫不手软，后来他又以莫须有的罪名囚禁功臣周亚夫至死，身为景帝之师的晁错，却没有看透景帝的为人，梦想火中取栗，实在不能算作是聪慧之人。
回过头来，再说景帝诛晁错是否盲目。我想，景帝诛晁错用意颇深：其一，诛晁错，以去掉吴楚联军“诛晁错，清君侧”的借口，使反王因师出无名而不得不罢兵，但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反王更相信这是一种欺诈，秋后算账是不可避免的。其二，诛晁错后，如反王继续挥戈京师，很明显就是造反，要推翻景帝政权，由此天下人就不会再受蒙骗，从而同情和支持景帝平息叛乱。经过高祖、吕后、文帝乃至景帝的治理，百姓生活不断改善，社会日益安定，因此，反对诸侯造反，维护景帝政权，是民意所在。那么，“失道寡助”，吴楚联军就会因陷入孤立被动的不利地位，而导致失败。在人心向汉的情形之下，处于犹豫观望的诸多诸侯王也会权衡利弊，不想与叛军有瓜葛，甚至会为显示忠心，主动攻击叛军。因为反叛朝廷成功甚难，即使成功，还会有争夺皇权的杀戮，总之，“削藩”总比“削命”要好。这就更增加了景帝平叛的胜算。可见，诛杀晁错，是景帝一经袁盎点拨，便高度认同的正确的战略之举。
景帝在“削藩”招致部分诸侯王反叛的国家危机中，要缓解皇权与王权的矛盾，恢复被损害的秩序，最简捷最容易撇清关系的办法，就是嫁祸于人，寻找替罪羊，把灾难之源和罪错之责归咎到受害者身上，并将其杀死，使之成为敌对双方和解的牺牲品。而晁错力主“削藩”，替罪羊的标记太明显了，被揪出来斩杀，是很自然的事情。从当时的情形看，景帝无论是为了反王罢兵，还是为了剪除反王，晁错都在劫难逃，死定了。套用罗伯斯庇尔极为煽情的暴力口号，叫做“晁错必须死，因为祖国需要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