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光(前39年—41年)，字子陵，汉族，会稽余姚(今浙江慈溪市横河镇)人，东汉著名隐士。少有高名，与东汉光武帝刘秀为同学，两人在少年时代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天下大乱，严光就回到余姚隐居起来，而刘秀则投身于征战之中，而后统一了天下，做了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
当上皇帝之后，光武帝仍然不忘当年的老朋友，下令绘制严光形貌，派人四处寻访他。后来齐国上报说：有一个人反穿裘皮袄在泽中钓鱼，长相很像严光。”光武帝遂派人准备了小车和礼物去请他。请了三次才到，安排在京师护卫军营住下，供给床褥等用具，宫中管膳食的官每天早晚供给酒食。
司徒侯霸与严光是老相识，派人送信给严光。送信的人便对严光说：“侯公听说先生到了，一心想立刻就来拜访，限于朝廷的有关制度不便，所以不能来。希望能在天黑后，亲自来向你表达歉意。”严光不说话，将书简扔给送信的人。口授说：“君房先生：官位到了三公，很好。怀着仁心辅助仁义天下都高兴，拍马屁看人脸色办事可就要身首异处了。”侯霸收到信看过，封好了再上给光武帝。光武帝笑着说：“这狂家伙还是老样子。”当天就亲自来到严光居住的馆舍，严光睡着不起来，光武帝就进了他的卧室，摸着严光的腹部说：“唉呀严子陵，就不能相帮着做点事吗?”严光又睡着不讲话，过了好一会儿，才睁开眼睛，看了好一会，说：“过去唐尧那样显著的品德，巢父许由那样的人听说要授给官职尚且去洗耳朵。读书人本各有志，何以要到强迫人家做官的地步?”光武帝说：“严子陵，我竟然不能使你作出让步?”于是便上车，叹息着离开了。
光武帝并不死心，又请严光到宫里去，谈说过去的交往旧事。光武帝向他请教治国之道。严光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两人一直谈到深夜，光武帝留严光同床睡觉。严光也不推辞，躺在床上，叉开双腿，沉沉入睡。睡到半夜，竟把一条腿搁到皇帝身上。次日，太史奏报：“臣昨夜仰观天象，发现有客星冲犯帝座甚急，恐怕于万岁不利，特进宫面禀。”光武帝沉思片刻，忽而恍然大悟，哈哈大笑道：“哪里是什么客星冲犯帝座，是朕与好友严子陵同床而眠，他的一条腿搁到了朕身上了。”
光武帝十分钦佩严光的人品才学，要他担任谏议大夫，但严光不肯屈意接受，回富春山过着耕种生活，后人把他垂钓的地方命名为严陵濑。建武十七年，又一次征召他，严光还是没有去。
后来卒于家，享年八十岁，葬于富春山。光武帝下诏郡县赐钱百万、谷千斛安葬，墓在陈山(客星山)。桐庐县有严子陵钓台，余姚有严子陵祠、客星山、客星桥、客星庵、高风亭、“高风千古”石牌坊、故里碑亭、子陵亭等遗迹、纪念物。
宋人有一首咏严光的诗说：“一着羊裘便有心，虚名留得到如今。当时若着蓑衣去，烟水茫茫何处寻。”旨在说明严光对名声仍是渴求，陆游也有《鹊桥仙》云：“时人错把比严光，我自是、无名渔父。”范仲淹重修桐庐富春江畔严先生祠堂，并撰写《严先生祠堂记》，内有“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赞语，遂使严光以高风亮节闻名于天下。
相传后世有一位上京考功名的秀才，路过严子陵的钓台，便题一首诗说：“君为名利隐，我为名利来。羞见先生面，夜半过钓台。”这真是“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但与之完全相反的是，又有人对他提出极其严厉的批评说：“一着羊裘不蔽身，虚名传诵到如今。当时若着蓑衣去，烟水茫茫何处寻。”这是何等严格苛刻的要求!他是说，严子陵反披羊裘去钓鱼，分明是故意沽名钓誉，要等汉光武来找他，以此作为成名的手段。如果真想逃名避世，当时只着一般渔人所穿的蓑衣斗笠去钓鱼，谁又知道富春江上多了一位渔人便是严子陵呢!这样以来，当皇帝的同学刘秀岂不是永远也无法找到你了吗?因此他批评严光是有意作秀以求虚名，而非真隐之人。这显然是求全责备。如果按照这种严格要求隐士、高士、处士的标准来讲，凡是被历史文献所记载、为人世所知的人物全都一无是处了。宋代的大诗人陆放翁便说过：“志士栖山恨不深，人知已自负初心。不须更说严光辈，直自巢由错到今。”平庸一生，名不见于乡里，终与草木同腐的，或者庶乎近焉!
事实上，从严光的个人品行和一生行迹来看，严光并非沽名钓誉之徒，而是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高士，向往自然、追求自由的陶渊明式的隐士。如果他真有名利之心，他不会一二再、再而三地拒绝刘秀的征召，并且最终也没出来做官。君不见，姜子牙、诸葛亮、卢藏用等人就禁不住别人的一再邀请最终出山。
如果从个人品行的角度来看，严光的这种淡泊名利的品格是值得肯定的。但若从个人的社会价值的角度来看，严光的这种做法则是不值得提倡的。严光身处“光武中兴”的治世，怀有经天纬地之才而不为世用，实在可惜。这也是刘秀屡次征召他的原因。如果像严光这样才德兼备的隐士都肯出来为国家为社会的发展助一臂之力，那么整个国家和社会将会有更大的进步、更快的发展。尽管隐居是个人自由，尽管保持个人品格高尚也很重要，但若和“为国为民”这样的千秋大义相比，他们仅是“小义”而已。二者孰轻孰重，自不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