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嘉树回国不久，他许久未联系的美国女友安妮·索思盖特去世的噩耗传来，他痛苦不已。
他在上海常遭人挤兑，穿了不少小鞋，孤独深深地印在他的心里。
这一次，他彻底垮了，在写给女友父亲的慰问信里，几乎都是些语无伦次的胡话。
他经常在大街上蹓跶散心。一天，他走着走着，遇到了多年未见的老友，波士顿留学生牛尚周。
宋嘉树把自己的痛苦说给这位朋友听，牛尚周听完后，提出了一个非常棒的解决办法：宋嘉树必须马上成家。
牛尚周自告奋勇地当红娘，还说婚礼要按中式传统办。
而且他心头早已有一位十全十美的姑娘了，那就是他自己十九岁的小姨子，倪桂珍。
倪桂珍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圣公会教徒，膝下有三个女儿，每一个都裹上了小脚，以求美观。
可是最小的女儿倪桂珍裹脚后，却经常高烧不退，病怏怏的，父母不忍心看她受罪，便做了让步。
再加上她是小女儿，婚事不比姐姐们着急，就任由她的脚自顾自地长大了。可是，如此这般疼爱，也让男人们没了娶倪桂珍的兴趣。
随着倪桂珍渐渐长大，她的父亲发现，虽然踩着一双大脚，倪桂珍却喜欢读书。
她五岁就随老师练习写字，那时候多数女孩子都在练习女红。
她八岁到布雷基曼女子学校读书。十四岁，因为成绩优良，保送到了上海西门的培文女子高中读书，十七岁毕业。她数学成绩非常好。
她还学会弹钢琴，那时钢琴在中国还不时兴，显得鹤立鸡群。
倪桂珍的大姐，嫁给了牛尚周自己。
二姐嫁给了牛尚周的一位密友温秉忠。
就只剩她这位一双天足，接受了西方教育，还会玩古怪西洋乐器的小妹还在待字闺中了。
可是，这些好素质，在当时根本招不到好夫君。
温秉忠与牛尚周两个倪家的乘龙快婿倒是肯帮忙，他们前后张罗，拉着宋嘉树到教堂，去见见这位倪桂珍小姐。
如果说倪桂珍不是理想型的妻子，那当时的宋嘉树也并非理想的丈夫啊，他刚失恋。
礼拜天上午，倪桂珍在唱诗班里唱赞美诗。
宋嘉树去了，一看，果然如沐春风。倪桂珍个子不高，打扮朴素，头发整齐地向后梳起，前面留着可爱的刘海。
鬓角边插了一支小小的珍珠发卡。他越看越觉得灵倪桂珍灵动可人。
这天下午，早早便有人向倪桂珍的母亲详细介绍了宋嘉树的好，说他人品高尚，是个能吃苦耐劳的小伙子。母亲稍加考虑，对两人的亲事非常满意。
只见了一次面，婚礼便如期而至了。
婚礼过后，宋嘉树带着新娘去了昆山。
两人的日子过得美好而充实，收入却不高。按照习俗，倪家提供了一笔价值不菲的嫁妆，但宋嘉树不愿把这笔钱用在日常开销上，他想用它来实现他的各种计划，为他的事业打点各路关系，实现真正的飞黄腾达。
因为薪水不够，夫妇两也不敢立即要孩子。
宋嘉树在教会里做事，经常受到同行的欺诈，让他很沮丧，觉得既然在教会内部，都能这般勾心斗角的厉害，纯洁的教义也就不用靠他们来传播了。
结婚后，他由自己的连襟牛尚周与温秉忠介绍，加入了当时社会上最有影响力的组织，洪帮。
在上海的权力圈内，谁不是洪帮，谁就别想出人头地。
这一次，宋嘉树借着妻子的嫁妆，亲戚的帮助，以及洪帮的大量投资，在社会上站稳了脚跟。
宋家的几个子女也相继出生了。
宋嘉树在外挣钱养家，为子女教育提供充足的，甚至是有点充足过头的资金储备，倪桂珍就在家里，教导子女们功课，练习钢琴。
倪桂珍是一位非常开明的妻子，她只比宋嘉树小两岁，却在各种事情上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在信仰方面，她比宋嘉树还要虔诚，经常一连数个小时下跪祈祷，为家人祈求平安。
或许是因为有极强的宗教观念，所以她也非常自信地按照自己想法生活。
她信奉基督教，新婚时曾与丈夫四处传教，去的都是边远，穷困的地区。
宋嘉树一遇到朋友，就向他们抱怨薪水不高，上司又莫名其妙地嫉妒他。
他想干实业。他对朋友说，“有时候我认为，要不是因为肩负传教使命，我是可以为我的同胞多做些事情的。”
倪桂珍从小笃行基督教，对于丈夫的改变，她却丝毫没有阻拦或者觉得他背叛了自己的信仰，反而积极地支持，甚至利用自己家的声誉威望，助丈夫尽快“偏离轨道”。
她的包容里没有丝毫的扭捏与固执。
她是家里的权威。子女出生后，她对赌博，酗酒，跳舞不屑一顾，家里不容许出现这三种活动，而且在外面，也不许子女们去交际场跳舞。
在家里，她一直奉行一种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她积极地参与社会工作，把个人的许多物品都捐赠给贫苦的人。
宋嘉树曾这样评价他的妻子：
“桂珍是生活在东方的坚强女性，她的伟大在于敢选择自己的爱人，这在东方，在中国，简直是不可思议。”
夫妇两与孩子们的生活，非常的西化。思想上是那种美国东北部，思想自由开放，废除奴隶制后的西化，可住宅楼的样式，却还像奴隶制横行的美国南方。
宋家一家子在郊外居住，宋嘉树在房子的周围种上了椰子树。
门前有一条小河，他沿河砌了一道矮墙，防止孩子们玩耍的时候跌进去。
房间里，有孩子们的单人房，还有一间美式客厅，倪桂珍的钢琴就放在那里。
后院是菜园，宋嘉树与倪桂珍的生活虽然西化，却还自己动手种菜。
这是一套完全独立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方式。
《宋庆龄传》中，曾写道：
“正是这样，宗教、田园、钢琴、英语与民主精神，使这个家庭与当时中国万千个普通家庭相比较，处在一种‘世外桃源’的优越环境中，既有基督教严格的生活秩序，又有和谐、欢乐和诗情画意的氛围。”
聪慧的子女们遇到了最精明能干的父母。
每天，年轻的倪桂珍就早起早睡，把自己的全部精力与时间花在教育上。
她为孩子们制定了“斯巴达人的训练方法”：虔诚地信守十诫，省吃俭用，为人礼貌又规矩。
自己当年没有学习女工，这时她便要求三个女儿学习。
结果沉默冷静的庆龄与骄纵过头、总是耍小聪明的美龄很快就学会了。
大姐宋霭龄因为没这份兴趣爱好，总是学不会。她向父亲申请不学女工，作为宋嘉树最喜欢的女儿，当然是有求必应了。
当宋嘉树决定让六个子女都出国留学时，倪桂珍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斯巴达人式的训练，以勤快，刻苦著称，她坚信通过了多年打磨的子女一定能够忍受所有的分离之痛，也能够忍受异国求学的辛苦。
宋霭龄前往美国读书时，十三岁。
在学校里，到处都是与霭龄年纪相仿的姑娘们。
但多数是见识有限的地方美人，轻浮又任性。相比之下，霭龄则要强得多。
1909年课堂活动计划上，把《校园风云》列为主要节目。《校园风云》是三名高年级学生根据贝蒂·沃尔斯的的著作改编的舞台剧，霭龄就是改编的主笔之一。
毕业典礼上，霭龄扮演了《蝴蝶夫人》里的女主角巧桑，巧桑是一位日本女子，被美国海军军官抛弃了。
为了能有完美的演出，她写信给父亲，要他给自己寄来一批真正的日本服饰的丝绸面料。宋嘉树大手笔地给她寄来了四丈紫红缎子。
大姐出国后，其他的兄弟姐妹也行动起来，而且年龄越来越小。
庆龄出国时可能是十二岁，而美龄或许才八岁左右，她在美国一呆就是十年。
宋家翻天覆地的变化，子女教育上的大胆实践，全都发生在1908年以前。
直到1908年，老佛爷与皇帝才“驾崩”。四年后，新时代才真正的来临。
而宋家人就已经按照最超前的现代化生活理念过活了。
以至于，儿女们的思想非常前卫。宋庆龄在美国听说慈禧已经去世，她暗暗地庆幸了好几天，一点都不觉悲痛。
倪桂珍一开始是不会说英语的，与丈夫的外国朋友在一起时，她很少开口，而每次一开口就害羞，还要让丈夫当翻译才能交流顺畅。
而等到孩子们学成归国后，英语成了家里交流的主要语言。
她好学，成为家庭妇女后，依然如此。
倪桂珍身边的人，是这么评价她的：
“平时乐善好施，尤非他人所能及。闻其对于各处教会学校医院以及临时赈济种种慈善事，无不慷慨捐助。待老年人亲如手足，待幼年人宝如孙子，一生自奉简约，节食省衣，从未沾染奢华以表示自尊自贵之意，常自备佳宴恭请寓所近邻同来作乐。”
1918年，宋嘉树去世。大姐宋霭龄成为了宋家实际的掌权者，像父亲一样给予宋家无穷的支持。母亲倪桂珍上了年纪，退居幕后。
然而，小女美龄要与蒋介石结婚，给了她不小的震动。她不希望美龄嫁给这个妻子一个接一个，情人也一个接一个的浪荡子。
她曾表示永不正式接见蒋介石，后来又心软了。因为蒋介石表示愿意先弄懂基督教是怎么回事，然后再让自己成为一个基督教徒。
倪桂珍对霭龄、庆龄的婚姻是失望的。
她原本希望女儿们都在教堂里举行婚礼，由自己的牧师主持婚礼。
可是霭龄是在日本结的婚，她未能如愿。庆龄私奔了，对她的打击更如晴天霹雳一般。
而这一次，则因为蒋介石是个离过婚的人，卫理公会教派禁止牧师为离过婚的人主持婚礼。
尽管如此，她还是送上了祝福。
或许是为了讨妈妈欢心，婚后两年，蒋介石在宋家的教堂里，接受了洗礼。
她非常严肃地对待这次洗礼，事后还写了很多信给她的朋友们，其中还有她自己与委员长一起野餐的快照。
那年她六十一岁，健康状况让人担忧。
一年后，她在青岛的夏季别墅里去世。
她的去世，对子女打击很大。
长期离家的宋庆龄在去世前要求：“千万别把我和丈夫埋在一起，让我回到爸爸妈妈身边，我想陪陪他们。”
活泼好动的美龄在《祈祷的力量》中写道，“她的去世对于她的子女是极惨重地打击。可是对于我的打击也许更重，因为我是她最小的女儿，曾十分依靠她而不自知。”
每个家庭，都需要一个明事理的母亲。
倪桂珍所嫁之人是宋嘉树，他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物，一匹脱缰野马，时刻都精力旺盛，一刻也闲不住。
他随遇而安，适应力极强，唯一不愿做的事就是逆来顺受。
他就是那个时代，最急需的能够冲破常规锁链的勇者。
倪桂珍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勇敢的人。她的大脚正是新时代女性自由解放的象征。
有一次，宋嘉树的朋友登门造访，倪桂珍端茶倒水地伺候着，朋友一看她是一双大脚，倍感欣慰，悬在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旧时代的中国，经常会出现丈夫看不起结发妻子的情况，可在宋氏家族里，宋嘉树却毫不忌讳地称赞自己的妻子，“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
倪桂珍成了幸运的女人，最终，也成了最威武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