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武帝拓跋珪晚年，常服食一种叫“寒食散”的补药，其中矿物质的提成物对人体很有害，使得这位不到四十岁的皇帝屡屡病发，或数日不食，或数夜不睡，精神忧闷不安，有时，他整晚整晚地自言自语，好像对身旁别人看不见的鬼物说话。
白天上朝时，他又喜怒无常，追思朝臣旧恶前怨，大加杀害。见到大臣脸色有异，或呼吸不调，或言辞失措，就大叫而起，亲自殴打致死在大殿之上，尸体都一字排开摆放于天安殿前。
这一来，朝野人心骚动，各怀忧惧。
拓跋珪年青时，在贺兰部见到自己母亲贺太后的妹妹很漂亮，就对母亲说明心意，要娶小姨为妻(拓跋珪部起自沙漠，礼仪人伦不同于汉族)。当时贺兰太后坚决答道：“不行!我这个妹妹太过于漂亮了，必有不善不吉的兆头。而且她已经嫁人了，不能夺抢别人的妻子。”
拓跋绍自小就凶狠无赖，喜欢打劫行人，剥光人家的衣服取乐，又常常杀猪剁狗，荒悖无常。拓跋珪很生气，曾经把他头朝下吊在井里，垂死之时才放他出来。
公元409年的某一天，性情无常的拓跋珪公然大骂贺兰妃，把她关在宫里，要杀掉她。贺兰妃派人向儿子拓跋绍求救。当时这位小王爷才十六岁，凶猛性格酷似其父，夜里与宦官宫人密谋，跳过宫墙，冲入天安殿。周围侍者惊呼“有贼”，拓跋珪四处摸索半天也找不到弓刀，被冲进来的逆子拓跋绍一刀杀死，时年三十九岁。
拓跋鲜卑，在道武帝拓跋珪之前，确实是鲜卑种群中文化落后的一支。行军作战，拓跋部均是以部落组织为单位，即军事部落形式。北魏登国九年(394)，拓跋鲜卑内部才采取类似汉人屯田制的“分土定居”。随着道武帝四出征讨的节节胜利，大部慕容鲜卑、中原汉人、“高丽杂虏”等等各族人民均被北魏迁至塞上，“给以耕牛，计口授田”，为拓跋鲜卑军队提供兵源以及军粮。
渐渐地，拓跋鲜卑从氏族形态转变为地域形态，日益仿效中原汉族政权形式，奴隶制形式慢慢转化，军事贵族也渐渐成为汉地郡县制的统治类型(也就是国内一直延用的“封建制”说法。
其实，“封建制”一词极其不准确，自秦以后中国社会各王朝一直是以“郡县制”为统治样本，皇族、贵族即使有“封国”也是“食俸”而不“食邑”，对封地内人民没有实际统治权。特别是在西汉“七国之乱”后，真正意义上的“封建制”在中国已经消亡)。
恰恰是拓跋鲜卑制度的“汉化”和兼收并蓄的灵活化，田租户调日益成为拓跋北魏的主要统治形式，原来的鲜卑军事贵族也都逐渐成为类似中原汉族的“大地主”，由此，奠定了日后赫赫大魏的强大的经济、政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