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死了，但中国的文字冤案并未随他而消亡。回首中国文人的生存环境，一言以蔽之：艰难与险恶。
乾隆作为承业皇帝，算是历史上最幸福的皇帝，他手下的盛世很大程度是得益于其父雍正。可父子二人相比，儿子的威名远在老子之上。同样的酷治江山，父子二人“酷”的效果却大不相同。儿子酷政“酷”得刁，玩得妙，帝王这套游戏规则算是被他把玩到家了。他刚柔并济，先宽后严，效果和口碑都非父辈可攀。
单说他大兴文字狱一事，其规模之大，时间之久，神经程度之极，都远超父祖，不但把清朝文坛搅得乌烟瘴气，自己也落得个神经过敏症。有史以来，以清朝文字狱最多，清朝又以乾隆一朝最多，两个“最”字搁到一朝，可想当时文人的生存状态之危。
乾隆四十二年，江西的一个老学究深居书斋多年，不懂官场规矩，更不知道满清皇帝文化心理上的软肋所在。当他看到《康熙字典》中存在的问题，便犯上了知识分子的较真病，私下删改不说，还另编《字贯》一书。《康熙字典》乃钦定之书，敢于对该书进行批评，自然是“罪不容诛”。
江西巡抚海成侦知此事，不敢怠慢，立即上报朝廷，又将老学究革去举人，投入大狱，隔三差五地提出来审讯，同时又把案宗上交乾隆。乾隆在审理案宗时，发现该书凡例中将康熙以下以至他自己的庙讳、御名各以本字开列，“深堪发指”，立即传旨将罪犯移押京师，照大逆律处决。
同时巡抚海成也受牵连。他虽首举有功，但却因未及时发现这一重大问题，而被乾隆咬牙切齿地斥为“天良昧尽”，革职下狱。
从一系列的文字案上看，除了胡中藻案与政治有点关联外，其余的多因乾隆神经过敏症所引发，涉及人员大多是下层文人，有文学青年，还有老不及第的秀才，甚至连一些早已作古的墓中之人也未能幸免。
可以说，乾隆坏事干了不少，功绩也不少，整人很是有一套手段，光拿下层人民开刀，杀鸡骇猴，把狂妄自负的文人们整得大气不敢出，还不得不从心眼里服人家，还不得不拈起笔来撰写人家是一代明君、一代圣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