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评价体系中，出现了一个中国人心目中最重要的价值评判标准：国家统一，就是说曹操完成了北方的统一，并谋划统一全中国。这是个问题，但他是促进了统一还是落实了分裂？很多辩证唯物史学家们显然忽略了统一与分裂的转化关系。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平灭异姓王之后杀白马立誓，非刘姓不王。异姓最高只是封侯。本无公爵之设，四百多年指出了一个王莽当安汉公。曹操欲得魏公而荀彧追随他近二十年的超级谋臣就不赞成，就是注意到曹操已经走上了破坏和分裂国家体制的道路，不愿助纣为虐，才自杀以成仁的。更未遑曹操之后竟然封王等所作所为。
东汉末年的刘姓皇帝只是一个国家的符号和象征，天下是整个士大夫阶层共有的。曹操武力平定袁氏父子之后，北方统一在汉室的名义之下。曹操拒绝孔融的和平统一政策，到这时，执迷于武力的曹操渐渐地变成了统一的障碍，曹操破坏国体传统，从封魏公建国开始就已经“如汉初诸侯王故事”，更是搞起了法理分裂，这还可以让某些人“足智多谋“的曹操玩弄的政治把戏来辩解，曹氏家族的情况把北方社会人为地撕裂为拥汉和挺曹两派，其伤痕长期不能抹平。这对当时社会心理的冲击、对士大夫思想、心态的冲击都不可小觑。曹操这种模式的传人，一千七百多年后又诞生了一位，台湾的阿扁，“阿扁错了吗？阿扁错了吗？阿扁错了吗？”
但至曹丕就确确实实地把中国的分裂给法理化了，曹丕的称帝就是法理独立，把一个统一概念的中国分裂开来，把士大夫共有的天下纳入一姓私有，这是历史的一个大倒退。反对者可能说，他并没有否认统一的原则，他下一步还是要搞统一的，问题在于，他当皇帝后，别人也跟着要当，几十年内就不再有这个可能了。
国家统一当时是可以实现的，本来可以统一的。曹操也没有最大限度利用献帝的功能，他若像诸葛亮那样待献帝以至诚至公，假设曹操有此名声，奉献帝亲征而下诏命令孙权来驻地见面，而不是由“托名汉相，实为汉贼”的曹操写什么“狩猎”于XX的话，孙权的部属还有什么理由抗拒统一呢？曹操若持平，则东汉初年窦融等地方势力自然来归的情势并非不会出现，孙权若归顺，刘璋会抗拒吗？这些招数难道诡计多端（或叫足智多谋）的曹操想不出来吗？曹操是不愿意献帝有什么大名誉的。曹操由建安初年自称周公，普世之人都觉得贴切，慢慢的称不下去了。皇帝长大了，“周公”就是不还政，岂不让人耻笑？只有改自称，喻己为齐桓、晋文，最终野心暴露，改称自己为“周文王”。曹操宁可要曹家把持权力下的分裂，也不要国家的真正统一，曹操非要分裂国家和社会。这导致士大夫阶层苦闷、无奈，反抗和玩世不恭都是必然的。
曹操为什么杀孔融？孔融主张和平统一
曹操是搞分裂的，这由他与孔融的分歧及其最终杀害孔融可得出结论。
曹操杀孔融，天下冤之。谁都知道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孔融之不可轻忽更不可杀，何进以国舅秉持朝政尚不敢结怨孔融反而辟以官职：以董卓之残暴尚不敢杀，还委其官职，打发他离开，眼不见为净，意图借黄巾之手而杀之。
曹操为什么杀孔融？真相如何？曹操指使人罗织的罪名可归纳为不忠不孝两条。说孔融十几年前在山东时图谋造反，为九卿时行为不检，另有不孝理论。
曹操是移汉换曹派领袖，孔融是誓死拥汉派领袖，但考察孔融一生，从何进、董卓到曹操，一直是士人领袖，孔融之行为，忠于汉室，求死而已。陈寅恪先生指出：“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元白诗笺证稿》）
《后汉纪》卷第三十：（十三年，应在赤壁之战前）时中州略平，惟有吴、蜀。融曰：‘文德以来之。’操闻之怒，以为怨诽浮华，乃令军谘祭酒路粹傅致其罪。壬子，太中大夫孔融下狱诛，妻子皆弃市。曹操杀孔融与“文德以来之”直接相连，吴使和孔融的对话内容史书无载，路粹奏书中也提到孔融对着孙权使者“谤讪朝廷”，这是直接的导火线。孔融与东吴士人领袖有着密切交往，例如，孔融与东吴名士多有交往。这种背景恐怕是曹操忌惮的，可能影响社会舆论。
曹操与孔融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将其分歧置于个人恩怨未免格局太小，这就是说孔融主张和平统一。问题很清楚：曹操是想在汉庭名义之下掏空汉室，用毛主席的话说这种情况叫“打着红旗反红旗”，而孔融则是主张维护汉室（国家），和平统一，如果这样曹操就失去立功、夺权的机会。曹操是当时最大的军阀，表面上冠冕堂皇打着国家的名义，实质上全是发展其个人及其家族的利益，最后把国家掏空了。如果曹操真从国家利益出发，孔融的主张是最好的，实现的可能极大，那样对国家、对社会、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以及对曹操个人的荣誉都有极大好处。但孔融的主张和影响触犯了曹操个人及家族的根本利益，所以曹操才不得不撕破其伪善的面具，之前，曹操多次忍让孔融的冷嘲热讽，气量何其宏大，因为他犯不着和孔融翻脸，那样对他本人声誉的伤害是很大的，但这次国家发展路线上的分歧，踩了曹操自私自利的底线，顾不了那么多了，就令人罗织罪名，残忍地将其全家一并杀害。
杀孔融事影响非常大，说是动摇国本也并不夸张，曹操本人被迫专门向他全面控制的军队体系“诸军将校掾属”解释，用现在的话说是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将精神传达到连营级以上干部，显见此事的影响非同一般。但让人注意的是，曹操只用了不孝的罪名大责难孔这个举国尽知的大孝子，提出孔融提倡有违孝道，败坏社会风气的说法。
数月后，曹操遭到了他军履生涯的最大挫败。
除非是涉及民族的生死存亡，曹操这样的人不值得、也没有理由非要为其恶行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