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叔河先生整理编辑的《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上中下三册，足有七八十万字。这套书我买了数年，当年也曾看过一次，开卷即抛。不是书的内容不好，我提不起兴趣，不然我何必破费去买?问题出在书籍的质量。
我买的书并非毛边，但这三卷书居然书页有无数处没有裁开。这个毛病，在我喜欢躺着阅读的人，真是要命。读上三两页，就不得不抬起身来，找可以裁页的尺子或刀子，而这些东西，床边照例不备，于是只能手撕，从上到下，往往撕得歪歪扭扭，大为丧气，不堪其扰，看不多久，就抛开了。
今夏重新拿出这三卷大书，决定从头到尾细看一番。看这书，大抵是学习曾国藩的齐家治国之道，看一个不世出的“古今完人”是如何自律律人，如何忠君爱国，如何忠孝两全，如何孝悌忠信，如何在身后建专祠，配享文庙吃冷猪肉。曾国藩这人，是坚定的孔孟信徒，儒家精神贯注其间，不但忠信孝悌，还不贪不淫，爱民如子，关心照顾族人，从品格上看，简直很少瑕疵，然而这种“完人”，生活中并不可爱，因为律己严，自然律人也比较严苛，左宗棠看不惯他，李鸿章与他也不能始终，大家最熟知的就是催李早起之事，他可知矣。咸丰同治间，曾国藩文治武功，声望高到极点，影响广被遐迩，为很多读书人效仿。其实，曾国藩是很难效仿的，即使是他的弟弟们，家书这么循循善诱，简直可说是絮絮叨叨，但听者不无邈邈也。试想，如何真的照他说的做，说一遍就可以了，何必反复三复直到无数遍呢?就拿澄弟(曾国璜)和沅弟(曾国荃)两人来说吧，这两位与曾国藩性情和兴趣一点都不相近，曾国藩叫他们请人种菜，澄弟就找理由推托，叫他们不要住在城里，澄弟一度跑得很勤，沅弟更是桀骜不驯，曾国藩做翰林时，曾一度叫曾国荃到京城读书，曾国荃受不了那种拘束，闹着要回家，使这位老兄大为不满和难堪，自己的言传身教竟然很难对乃弟施加明显的影响。
曾国藩认为照他这么做人，是人生正道，立德立功立言才能成功，其他都不行，其实，这是相当错误的，左宗棠何尝不成功，曾国荃何尝不成功?
九弟曾国荃不是读书科举的料，他后来也只是一个优贡，相当于举人，还不及举人过硬。但他善于打仗，特别是围点打援，攻坚克难，下安庆克金陵，曾国荃的是将才，这点曾国藩远远不及。当曾国荃还没有功成名就时，曾国藩长兄如父，又身居高位，对弟弟们要求这，要求那，兄弟们唯唯诺诺，不敢反驳，或偶有反对意见，也不敢多说，因此他们的回信并无精彩，后来，弟弟们年龄大了，曾国荃且也高官厚爵，还为曾国藩挡了无数流言暗箭，在乃兄心目中的地位自然今非昔比，慢慢高大起来，曾国荃的信也就真心情流溢，精彩起来了。
曾国荃虽然八股文、古文不怎么出色当行，但文学才能则不在乃兄之下，甚至有所超越。不妨看看曾国荃的这段谈懒的文字：
弟去年匆匆又懒一年，今且四十六岁矣。懒也懒不出一个明堂，做好汉也做不出一个明堂。未曾一日发愤，便要三月耳聋，五日背疼，七日心忡。惟全不问书和籍，也不理笔和墨，偏能一觉睡到大天光，一餐两个半碗饭，满行满走，快乐无忧。可见天生我，教我懒一世，且再懒四十六年，便是九十二岁，值得值得。懒得我此心活泼坡地，大儒气象或亦不是过也。程氏谓溺于汉学者为玩物丧志，弟初不知有汉，无论唐宋。凡属积字成句，积句成文之类，谓皆不可玩，玩则未有不丧志者也。兄闻此语，得毋笑其狂悖，而怜其终身昏盲不醒不睹乎?两儿蠢钝，过于乃翁。懒则无愧肖子，然则坟山房分之说，或亦有征欤?只得听其自然而已。把背问解，非吾性之所能任也，负之负之。(同治七年十二月廿一曾国荃致曾国藩)
这一段说得太畅快了，简直就是对曾国藩屡屡训诫的一个反抗：我和我儿子都是又懒又蠢，言下之意却是我不是同样享受了成功的快乐，而且还活得比您更自由自在。“和尚”也要伸伸脚了。这是作为弟弟的曾国荃的扬眉吐气之时，曾国藩也拿他毫无办法。
在同治十年三月二十日的信中，曾国荃针对曾国藩的理学语道学气，又用这样的话挡了回去：
此次又蒙以理学语相勖，弟又漫听而漫应之，其实弟践履专尚不理之理，不学之学，日日以闲耍快活为务，俟兄七十归田之日，始知此为真乐矣。
这样的信是曾国荃真情的偶一发抒，也是对曾国藩人生观的大不以为然。兄弟异途，是性情与兴趣的先天相斥，也是对乃兄过去的“压迫”的总反击。
我喜欢这样的曾国荃，这是理学的叛逆，也是晚清官场的叛逆，难怪他做官总做得那么不顺，备受各方的攻击，但，这是保持个人真性情必需的代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