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宣南地区还完整保存着我们古老首都的最后一片胡同，其中就有一座“松筠庵“。这座小四合院外表毫不起眼，和许多北京城区的小院一样“私搭乱建“现象严重，被塞进了许多住户。由于松筠庵在中国历史上名声显赫，所以好奇者从未间断脚步。院子的居民时常需要客串一下导游，乐在其中。
松筠庵原名谏草堂，在明朝是杨继盛的书房。杨在此奋笔疾书写成了弹劾严嵩的奏疏。现在房内东墙上还留着两块清朝道光年间的石刻，内容就是杨继盛弹劾严嵩时列出的“十大罪状“。在清代松筠庵几次修缮扩建，游廊环抱，假山嶙峋，成了文人雅士们游吟唱和、流连玩赏的好地方。光绪年间，著名画家张士保客居京城，就以之为基地，和秦炳文等几位画家联手组织了松筠画社，名噪一时。但是真正让它名扬四海的却是之后的住客：康有为。
1894年底1895年初，北京大考。各地举子云集。在松筠庵蛰伏多年的康有为也参加了考试。考试尚未结束，大清帝国在轰轰烈烈的甲午战争中惨遭失败。该役，中国颜面尽失，在东亚营造千年的朝贡体系面临最后的大崩盘。1895年4月(光绪二十一年三月)，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条约之苛刻使得北京群情激奋。
根据康有为自编年谱记载，他在北京义愤填膺，发起了上书活动。“李鸿章赴日求和，议定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公历4月15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梁启超)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于二十八日粤、楚同递。..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余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至四月初八日(公历5月2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己用宝，无法挽回，却不收。““初六七连日大集..至初八日，则街上遍贴飞书，诬攻无所不至，诸孝廉遂多退缩，甚且有请除名者。孙毓汉犹虑挠其谋，即先迫皇上用宝。“
按照康有为自己的说法，1895年春，考完会试、等待发榜的举子们听到《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辽东，赔款63 二万万两的消息，群情激奋。康有为和梁启超鼓动举子们在松筠庵集会，商议上书拒绝和议。会后由康有为起草万言书，反对签订《马关条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等主张。康有为将自己有关富国、养民、教民等变法图强的思想主张也一并写入。4月22日，康有为、梁启超写成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十八省举人响应，一千二百多人连署。5月2日，由康、梁二人带领，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云集都察院门前请代奏。都察院以皇上已经在条约上盖玉玺为理由，拒绝代呈。同时官府对各省举人施加了压力，无所不用其极，造成多数举人退却。上书一事未成。
在深入调查这件为后世深信、知名度极高的历史事件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认识两位主角：康有为、梁启超。
康有为，广东南海人，初年学习传统儒学。他的科举道路不太通畅，但受广东近代风气影响，吸收了若干西方近代思想和当时的改良思潮，鼓吹政治改革，名声大噪。1882年，康有为第一次来到北京，是为功名而来的。他在城南写下了“上书惊天阙，闭户隐城南“，“往来居城南，高斋绕槐竹“等，希望功成名就。1888年10月，中法战争中国不战自败，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光绪皇帝，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事。石沉大海后，康有为走上了与传统儒学为敌的道路，编撰、刊印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本书，宣称后世文人(如刘歆)伪造了孔子理论，孔子本人是维新变法旗手等观点，企图动摇儒学基础，引起了巨大争论。争论没为康有为带来实实在在的官职地位，反而将他拖入了版权官司之中。有人指证《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剽窃了廖平的《辟刘篇》、《知圣篇》，廖平本人也
出面控诉。康有为极力否认、回避，相当被动。
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广东新会人，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90年赴京会试落榜回乡，路经上海，接触世界新知，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两人为“康梁“，但梁启超的学术、思想实超其师。
康有为声称自己主导、发动了大规模上书活动，不仅“万言书“广为流传，而且社会震动，掀起了变法图强的新高潮。之后，康有为等以“变法图强“为号召，在北京上海等地发行报纸，宣传维新思想，影响日广。光绪帝最终启用康有为等，发起戊戌变法。两次运动虽然都失败了，但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康有为据此活跃政坛近三十年。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公车上书“的评价越来越高，以至于现在的历史教学书对此言之凿凿。
然而一直以来就存在对公车上书的“另解“。《龙旗飘扬的舰队》的作者、晚清史家姜鸣先生就认为传统记载大可怀疑。现在的“公车上书“是根据康有为的记载描述扩展的。作为当事人、日后的维新领袖、保皇首领，康有为的记叙深为人信;加上当年的北京城的确人情激昂，上书活动不断。但是根据1895年5月24日在上海出版的《公车上书记》序，5月2日那天，举子们“闻局已大定，不复可救，于是群议涣散“。姜鸣又引翁同龢当日日记，列出了皇上以及都察院全天的工作流水账，证明那天完全没有出现过一千三百名举人到都察院游行示威并且被拒的事情。宫廷档案也证明“被拒“之事子虚乌有。松筠庵是存在的、“万言书“也是存在的，65 但所谓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作为“历史事件并不存在，顶多只能称作“公车集会“或“公车拟上书“而已。“
“中国历史上根本不曾发生过如同许多史书所描述的“公车上书“事件。“
甲午战败，光绪帝同意签订《马关条约》后，朝野内外一片反对之声，不单单是康有为等举人们。在职的各级官员之中，很多人对条约的签订非常震怒，北京的宗室王公、三省六部的文官和台院的谏官们，外地的总督巡抚、前敌将领们，都纷纷上奏劝阻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其中，各部院台属的清留派和中下级官员尤为活跃。从4月14日开始，大批官员或单名具呈，或联衔上书，少则三五人，多则数十人，最多者达150余人。到5月初，各级大小官员以至督抚将军、宗室贝勒共500余人次上折上书共100余件次，为清朝前所未有。在他们中间，礼部主事罗凤华、兵部主事何藻翔、宗室侍郎会章、礼科给事中丁立赢、侍读奎华等156人、广西巡抚张联桂、广西监察史高燮、湖北巡抚谭继询、两江总督张之洞、福州将军庆裕、署理台湾巡抚唐景秘、河南候补道易顺鼎等人的上书和言论都提出一些切实可行之策，如迁都再战，凭险据守，相持既久，敌必困败等等。
踊跃上书的人群中包括在京的举人。4月30日起，都察院每天都有大批举人上书。仅5月2日那天，就接到七省举人的八批公呈，签名者342人。总计各省举人自行上书有31件，共1555人次签名;另有举人135人次参加了京官们领衔的7件上书。其中梁启超也加入了抗议的行业，领衔广东举人80人上书。但他的上书只是诸多上书中的一件。
那么，康有为自己记载的热火朝天的千人大上书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各省举人在松筠庵的集会是存在的。康有为原计划召集各省举人于5月1日至3日在松绮庵连续开会三天，让大家传阅、讨论自己起草的“万言书“，鼓动大家在上面签名，而后于5月4日集体至都察院呈递。5月1日，来者甚多。但5月2日到松筠庵开会的人已经只剩数十百人了，5月3日就再没有人到松筠庵去了。举人的退出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光绪皇帝已经盖玉玺、批准了条约。当然这也和部分举人已经上过书表达过意见了、受到了政治压力、对康有为不信任或不赞同万言书的主张等因素有关。还有一个现实原因是，考试发榜了!举人们来北京的主要目的是考试，一发榜注意力马上就被金榜吸走了，哪还有人关注所谓的上书。其中，多次名落孙山的康有为得中了进士，后授工部主事一职--有人揣测这是朝廷在多事之秋，消除隐患，拉拢著名“持不同意见者康有为“的举措。
至此，所谓的千人大上书夭折了。千人联署应该在经过大家传阅、讨论没有异议之后才能签字生效。可如今连人都走光了(一些第一天同意联署的举人还专门派人来告诉康有为，撤回对康有为和万言书的支持)，联署的程序都完成不了，更不用说生效了。至于千人同去都察院集体上书的故事更是无中生有。戊戌变法期间出版的康有为年谱第一版和时人的笔记、报刊都表明，千人大上书最后流产了。
康有为和后世所谓的一千三百名举人可能是根据来过松筠庵参加会议的“知单“或签到簿炮制的。它反映的只是参加会议的人数。有人对这个参会人数也表示怀疑：北京的小四合院能够容纳下一千三百人集会吗?就算这么多人在院子里人压人挤下了，北风凛冽的冬天还不把人给冻伤了啊?
事实上，康有为在没有人附和后，把亲笔写的万言书束之高阁。他根本就没把上书呈递上去。
退一万步来说，就算康有为拉到了上千人联署，也拿着万言书去了都察院，公车上书也还存在一个逻辑上的重大漏洞：当时并不存在阻碍举人大规模上书的政治障碍。举国上下，上自慈禧太后，下自贩夫走卒，都认为对日和约是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主流政治风气是批评和约的，那么上书反对和约，既是“爱国“行为，又是绝对“安全“的举动。当时朝廷收到的上书很多，来不及重新抄写(按制，给皇帝的上书要重新誊写清楚)，就直接送入宫中“御览“了。都察院收了那么多上书，为什么就不收康有为的千人大上书呢?想想上千举子是多大的一个群体，当中还有本67 科大考的状元和几百员进士呢，都察院的办事官吏胆敢得罪这么一个大势力吗?
可见，真正的公车上书过程是以在职官员为主的、有举人参加的全民抗议活动。在民族危亡面前，多数举人参加了公车上书。他们的行为发生了一些政治作用。但是康有为所谓的“千人大上书“肯定是不存在的。1895年的春天，康梁二人影响有限，还远非是某个政治运动的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