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是春秋时期宋国国君，在齐桓公死后，诸侯霸主之位空缺，宋襄公想效仿齐桓公，会合诸侯，确立霸主地位，被陈列为春秋五霸之一。宋襄公虽然被后人列为春秋五霸之一，但实际上他并没有真正的得到过诸侯霸主的地位。泓水惨败让后人对宋襄公贻笑千年，但是他的仁义，道德还是值得赞颂的。
帮助齐孝公
公元前642年，是宋襄公一生中的高光时刻。他成功帮助齐国太子昭夺回王位，小小地风光了一把。太子昭是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的儿子，按理来说应该是他来继承齐国的王位。然而，齐桓公晚年的时候，没有听进丞相管仲的建议，铲除身边的小人，最终导致自己被软禁起来，活活饿死。齐桓公去世后，齐国马上陷入混乱之中，齐国五公子为了争权夺位相互攻打。最终，公子无亏成功上位，太子昭无奈之下逃到宋国，向宋襄公请求帮助。
当时的宋国还十分弱小，而且公子无亏已经当上了国君，如果帮助太子昭去夺回王位，需要冒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成功了，自己就是齐国国君的恩人;失败了，则被强齐视为眼中钉。尽管如此，宋襄公还是决定帮助太子昭，毕竟他是个仁义有信之人。在他还没有当上国君的时候，他就做过一件贤德之事。
宋襄公的名字叫做兹甫，他是宋桓公的嫡长子，本应继承君位，然而在宋桓公临死之前，他却恳请将国君的位置让给庶兄目夷，理由是目夷比自己年长，而且品行超群。目夷也确实忠义，他认为兹甫能这样让位，就已经是最大的仁义了，因此不愿意接受让位，逃出了宋国。兹甫没办法，只能自己继位，成为了宋襄公。这之后，目夷才回到了宋国，宋襄公封他为丞相，辅佐自己治理朝政。
如今，公子无亏罔顾礼法，不符合道德，且齐桓公曾在葵丘之会上委托宋襄公照顾太子昭，像宋襄公这样重视仁义道德的君主，当然会决定帮助太子昭了。于是，宋襄公就通知了各诸侯国，一起派人将太子昭送回去。可能是牵扯到的利益太多，很多诸侯国都打算先冷眼旁观，最后只有卫国、曹国、邾国三个小国派出了一些人马，宋襄公就这样带领着四国的军队，护送太子昭往齐国去了。
还好，他们的运气不错，此行可以说是非常顺利了。齐国的贵族心里很感念太子昭，又不清楚宋襄公的实力，就杀死了公子无亏，赶走了他身边的一些势力，在国都临淄迎接太子昭回来。于是，太子昭顺利即位，也就是后来的齐孝公。经此一事，宋襄公增加了些名气，也助长了些志气。
图谋称霸
齐桓公在世的时候，由于有管仲等贤臣的帮助，坐上了诸侯霸主的宝座，而他一死，这个位置就空出来了。宋襄公就盘算着，也许自己可以当这个盟主。于是，他就召集诸侯在曹南会盟。这一行为，跟他之前主动让位于兄的美谈大相径庭。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一种说法是，他想要继承齐桓公的霸主之位，是为了更好地匡扶周室;另一种说法是，他只是贪图仁义的虚名，并非真的仁义，之前没有爆发，只不过是因为诱惑不够大罢了。
无论是哪种说法，宋襄公都不该为了盟主之位而不择手段。即便帮助了齐孝公即位，宋国终究还是一个小国，号召力不够，因此，在他召集诸侯会盟之后，只有曹、邾、滕、鄫四个小国愿意来。会盟开始后，曹、邾两国的国君按时参加了，而滕国国君则迟到了，鄫国国君直接借故不来。宋襄公一怒之下就扣押了滕国国君，不得不感叹一下他的情商，难道不是应该先审时度势，思考一下为什么只有四个小国愿意来吗?
滕国国君没有被白白扣押，鄫国国君在听说了这件事之后，心里十分害怕，最终还是赶来参加会盟，只不过，一到现场就被宋襄公派人给杀掉了，当做人牲用来祭祀东夷的神庙。东夷是先秦时代中原王朝对中原以东各部落的称呼，宋襄公这样做是想威胁东夷各国，好让他们臣服。到这里，已经看不到一丝仁义的影子。只可惜，宋襄公的如意算盘还是落空了。同年冬天，陈、蔡、楚、郑等国在齐国结盟，形成了比宋襄公集团更大的势力。
泓水之殇
两年后，宋襄公在鹿地首次会合各诸侯，他以盟主的身份自居，引起了楚王的不满。后又自作主张，约定该年秋天各诸侯再次会盟。目夷担心宋襄公惹祸上身，就叮嘱他会盟的时候带上军队，宋襄公却说他已经跟楚王说好了自己不带军队，不能不守信用。结果，因为盟主之位与楚王发生争吵，被楚王的军队给抓起来了，真不知该说他是天真还是无邪……
后来还是鲁僖公在中间调停，楚王才把他给释放了。然并卵，宋襄公根本就没有吃一堑长一智。他回国之后，得知郑国支持楚王做盟主，就打算攻打郑国。因此，郑国请来了楚军支援。宋军和楚军在泓水相遇，两军即将交锋，宋襄公又秒变“傻白甜”。《史记》记载，楚军渡河时，目夷建议宋襄公趁机进攻，宋襄公不听。楚军渡过河，尚未排兵布阵之时，目夷又说可以进攻，宋襄公说等他先摆好阵势。如他所愿，阵势摆好，就大败宋军了，宋襄公还伤到了大腿。
国人都怨恨宋襄公，宋襄公仍然认为自己没有错，说出了“君子不困人於戹，不鼓不成列”这样的话。仁义当然没有错，战争中坚守仁义也没有错，但是，宋襄公错就错在将仁义的对象搞错了。他对敌人楚军的仁义，其实是对自己以及麾下士兵的不仁不义。
当初，武王伐纣，高举仁义大旗，是为师出有名，最终以少胜多，纣王自尽。然而，武王的仁义，不是对纣王及其军队仁义，而是对天下百姓的仁义。其次，成功伐商的主要原因也不是仁义二字，而是有姜尚等谋臣辅助，运用了正确的战略和战术。
战败后的第二年夏天，宋襄公就因为泓水之战中的伤病去世了。回过头来看，宋襄公貌似只会欺负比他弱小的国家，这不得不让人开个脑洞，他也许是怕打不赢楚国惹人笑话，不如干脆就让人以为他是因为仁义才输掉的，而不是实力不行。毕竟，能做到如楚霸王项羽那般自刎乌江的人并不多。
贵族精神的消亡
宋襄公一心坚守原则，一心践行贵族精神，为此纵然身死国败，他也不曾动摇过。这与中世纪欧洲贵族视荣誉胜过生命的骑士精神是一脉相通的。叹息的是，从早在2000年前的韩非起，他在历史的长河中就一直以一个迂腐不堪不知变通的反面典型被世人无情嘲笑、谩骂。
如果说宋襄公“蠢”，那也应该说“蠢”得可爱。作为上古战争道德的践行者和最后的守护人，宋襄公保留了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些难能可贵的东西，他是那个时代最后的贵族。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混乱年代里，宋襄公依然坚持恪守着作为一个合格的“士”的行为准则，其行堪称后世楷模。
正如徐杰令所说：“春秋战争礼最大的特点，在于讲究承诺，遵守信义，不以阴谋狡诈取胜。”宋襄公所说的“不重伤，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和《淮南子》所说“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正是那个时代普遍的战争规范。这种战争更像是君子之间光明正大、堂堂正正的角逐与较量，与后世尔虞我诈、为了取胜而不择手段的权谋是截然不同的，世界早已变了模样。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封建制度事实上已经瓦解。至于历史书中说的历代封建王朝，笔者觉得如果仅从封建的准确定义上来讲，秦之后的历代王朝，既没封、也没建，称之为“封建”未免滑稽。春秋时期的贵族精神，也从历史舞台上逐步消失了。先秦时代遗留的贵族精神，在两汉不断加强中央集权与弱民的政策倾向下不断泯灭，最终在魏晋时代烟消云散。
有人说，魏晋士族继承了先秦时代贵族精神的遗泽，但笔者却觉得不然。魏晋门阀士族虽然利用九品中正制等垄断了仕途官场，却不似西周、春秋战国时代的贵族那般尚武，勇于承担责任。南朝至隋唐，门阀士族之所以衰落，主要原因就是门阀士族鄙薄武职、脱离军事，因为他们不必像春秋时代的贵族一样在享受优渥的待遇与特权的同时也要承担“执干戈以卫社稷”的责任，反而是一副“权利我要，义务你来”的情况。
南朝宋齐梁陈四代开国君主，无一不是出自寒门庶族出身的将领，而非门阀士族显贵，就可见一斑。及至赵宋王朝对武力极度抑制，汉人不再以立功疆场为荣耀，整个民族开始朝文雅的方向发展，春秋时期贵族阶层引以为豪的“执干戈以卫社稷”在宋朝却成为了最低贱的职业，宋朝的武将子弟都“耻于习弓马”，到了宋朝后期，竟有秀才如带兵器外出，便会遭乡人耻笑，被视为不才，令邻里惊愕不已的现象。
失去了尚武精神，华夏民族不再追求强健体魄与开疆拓土、马革裹尸，留下的只是为赋新词强作愁的浅唱低吟……也因此雷海宗称秦汉之后的中国文化为“无兵的文化”，“秦以上为自主、自动的历史，人民能当兵，肯当兵，对国家负责任。秦以下人民不能当兵，不肯当兵，对国家不负责任。”
中国的贵族传统中断太久，今天的中国人确实已经很难理解先秦时代祖先们的精神面貌。今天中国人往往认为贵族只意味着特权，意味着挥金如土，意味着为富不仁，意味着有好处时先上、有危险时先逃。其实在春秋时代，权利也往往意味着责任。在享受特权的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在关键时候必须能挺身而出，为国家和君主献出生命，这与后世士大夫阶层“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甚至为了苟且偷生，做了叛徒与汉奸的做派是完全不同的。
春秋时期的贵族阶层，往往在享受更多的财富与地位的同时，也坚守着更多的原则，承担着更多的责任。贵族特别崇尚武力，上古贵族几乎都是武士，贵族男子也都以当兵为职业。他们常常不畏生死，他们将勇敢、尊严、优雅、荣誉看做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
在目睹了孙子推崇的兵行诡道、三国的尔虞我诈、两晋的率兽食人、元清的烧杀掠夺与当今社会的钱本位与官本位之后，笔者深刻的怀念起2000年前那个讲礼仪、守道义的时代，深刻的怀念宋襄公宁死也要维护的贵族精神。当世人不再耻笑宋襄公的“愚蠢”与“守旧”的时候，才是我们民族精神真正回到讲诚信、守礼仪、重道义的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