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条山战役（日方称之为“中原会战”）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在山西范围内的唯一一场大规模对日作战。1941年5月7日，中条山外围日军在航空兵的支持下，由东、北、西三个方向开始全面进攻。中条山战役前后历时一个多月，中国军队由于事前准备不足、又缺乏统一指挥，除少数突围外，大部溃散，被俘虏3.5万人，阵亡将士4.2万人，日军据中方公布毙伤9900人，按日方数字仅战死673人，负伤2292人。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战争双方的战线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日本侵华政策的重点逐渐向保守占领地转变。为了摆脱困境，日本修正了原来“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立场，提出“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结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们并不予以拒绝”之新方略，加紧对国民政府展开诱降活动。
此役给积极“剿共”的国民政府沉重打击，被蒋介石称为“抗战史上最大之耻辱”，此役失败给北方抗战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战后，由于日军长期封锁中条山的三个师团被转用于对付敌后根据地，使得敌后根据地陷入最艰苦的时期。
在战役之前，中条山的指挥官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麾下名将卫立煌。在卫立煌的指挥下，国军数次击败日军，收复了郑州。但此时由于卫立煌与八路军联合抗日合作紧密，日见成效，所以这引起了蒋介石的猜忌。于是蒋介石在此种情况下便撤换了卫立煌。派何应钦负责中条山的指挥。但经过何应钦的指挥下，中条山的国军人心浮动，内部问题不断，这直接影响了部队战斗力。虽然后来蒋介石又起用卫立煌去中条山救急，但也无力回天了。更可笑的是，明明是蒋介石临阵换帅和何应钦指挥不力导致的惨败，可失败的责任最后却算在了卫立煌的头上。
1940年10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而此次事件的实际策划者就是蒋介石本人，在历史上被称为第二次反共浪潮。为了消灭抗日武装，蒋介石准备围攻抗日根据地，他随后调集了包括被称为“中条山铁柱子”的第四集团军。这一实际行为直接导致中条山国军的战斗力大幅下降，大不如前，防御体系和战斗模式也被基本打乱。在抗战后期，蒋介石一面积极反共，一面暗中与日伪接触，试图形成联合围剿的态势。“皖南事变”后，蒋介石错误地认为日本鬼子肯定会借势向抗日根据地发动进攻，而不会进攻国军。
但事实相反，日军不仅对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反共，还对国军给以痛击，这令蒋介石十分恼火，不仅让自己手里仅有的主力军战斗力大幅锐减，还让其背负了骂名。这是蒋介石直接政策的后果，只能自食。
在守军全线溃退的同时，日军以优势的兵力和猛烈的炮火占据了先机，迅速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作战任务——突破了中条山地区的全部防御阵地，先后占领了垣曲、济源、孟县、平陆等县城及相关的关隘据点，封锁了黄河北岸各渡口，完成了对国军的内外侧双重包围，随即转入第二阶段的作战——对数路中国守军各阵地，反复扫荡。
以西线为例，日军“各兵团自11日并排向北返转，然后又自5月15日再次转向黄河线，如此再三反复进行篦梳扫荡，一直进行到6月10日。在这样反复扫荡期间，各兵团所到之处消灭了敌人（按：日方的说法，指国军）三千至五千名”。
守军主力在遭受惨重伤亡后先后突围：第3、第15等军残部在第5集团军司令曾万钟率领下西渡黄河，转到洛阳、新安一带整顿；第93军主力在摆脱尾追的日军后由禹门口渡过黄河进入陕西韩城境内；第98军一部在武士敏的率领下进入太岳山区；第43军向浮山、翼城间转进；第9军主力在道清路西段和济源山地游击数天后，分别由小渡口和官阳渡口南渡；……中条山守军大部退出中条山地区，中条山战役落下了帷幕。
中条山战役发生前后，蒋介石采取激将法和下命令等多种方式“请”中共出兵配合作战；在前期，蒋请中共出兵的真意就是让八路军配合国民党军队守住中条山，在后期，蒋更多是为了借机消耗中共实力或从政治上打击中共；中共答应了蒋介石的请求；只是主客观环境使得中共出兵有些迟，力度也不够，未能给日军以严重打击；日军确实多次传播“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的谣言，意图挑拨离间，分化抗日阵营。
中条山战役中，中国军队中出现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可惜多数只是壮烈殉国，只有王村一战有点实际意义（日军此役相当部分伤亡是在那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多数国军战力低下，士气也不尽人意，甚至轻易降敌，以至出现与日军如此悬殊的伤亡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