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几次大战役，直接的结果是确立边界。魏、蜀、吴三足鼎立，暂时有了均衡。三分天下被打下后，就看各国如何拚治国功夫了。就人才论，曹魏多关心民生的文臣，蜀汉则多产武将。对关羽张飞骁勇的赞誉之辞，频频见诸《魏志》、《南史》、《齐书》，可见不谬。前人论曹魏经济，必言及屯田绩谷，这当然不错，不过就货币政策而言，曹魏也并不成功。
建安13年，京洛地区就处于物物交换状态。刘备称帝那年，曹丕又因天灾蝗祸而停用五铢钱，曹魏尚且如此，蜀吴两国就更是疲软了。刘备得荆州时，粟就与金同价，他不直接攻打刘璋，也是出于个体摊主的精明，因为他几乎连军饷也难以足供，只好借了帮刘璋击张鲁的名义，用益州的工资来灭益州。玩的是空手道。得手后，仁厚的玄德兴致勃勃地铸起了直百五铢钱，这种巨额面值的币重不过是蜀五铢的三倍，作价则达百倍。这样，同样多的铜就可换取民间三四十倍的物资劳务。这是诱发民怨的好方法；何况，蜀汉又连年兴兵，有的是出于直接无奈，比如战汉中，如果汉中让曹操得手，则益州门户大开；有的则出于间接无奈，比如六出祁山，比如姜维伐魏，如果不以攻为守，战略上就将陷于被动。西汉末年公孙述成家政权军势威震荆楚关中，与刘秀集团相恃，只因偏安保守，终为鱼肉。偏安自古不得安，荆州刘表，益州刘璋两位宗亲就是教训。益州面绩尚属可观，但耕地少，是「土狭民寡」的「蕞尔小国」，自然经济冷兵器时代，国力资源取决于耕地与人口，试看汉代十三州中，曹魏独霸九州，孙吴三州，蜀汉只有孤茕一州，以一州弹丸之地，何以抗天下？而州郡的行政建制，也基本上是当地农耕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所致，同样是蜀中，至唐末王建所建大蜀政权就已包含六十四州的内容，建筑面绩不变，使用面绩则不可同日而语了。孙吴的财经状况与蜀汉也是难兄难弟，连年征伐使国库枯竭，与曹魏争合肥、樊城；与蜀汉争荆襄并引发两国大规模战争，除了吕蒙袭荆州掠得府中大笔藏钱得了便宜外，其他战争都是赔的，而且，由于蜀吴相通，两个通货膨胀国家争相把贬值货币作为经济战的手段，争贬币值以防本国货币大量流失。在铜本位的经济体制中，一枚当十重量的铜币被铸作当五千面值的大泉，最后吞食恶果的必然是吴蜀两国自己，等到蜀吴两国币制崩溃时，已无需去考究灭他们的到底是曹氏还是司马了。
人口稳定的人口量是国力根本，但人口问题决不单纯。汉末，门阀取代世禄，他们庇荫众多的部曲家奴，部曲只向主公负责，既不向国家纳税，也不应差，政府的轻徭薄赋，只是便宜了主公们，与农奴化的农民无关。门阀部曲制既是地方游离于中央的隐患，却也是现实政权安宁的基石。袁绍起事是因为他袁家四世三公，宾客满天下，汝南一郡，就达二万人；孙坚父子崛起江东，也因「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建命，」其他刘表马腾辈也大同小异？孟德破黄巾，得三十万兵，男女人口百万，这就是曹氏私产「青州兵」，后来征战多年，私产愈丰，「黑山贼」降卒十万，乌桓兵二十万，攻克的荆州，又是汉末移民最为密集的地区，李典当年投曹时，一人就带来三千部曲，一万三千人众，以此入股，又不奢求红利，深得阿瞒信任。蜀汉却很不乐观。关中难民入蜀不断，但总量有限且零碎，刘备亲信力量大多来自他老人家生活工作战斗过的涿郡荆州南阳诸地，成分杂，不系统内聚力差，而「蜀土人士，专权自恣」，诸葛刑法峻急，刻剥豪强，却被转嫁给农民。刘备辗转长征时，只锻炼了干部，并未能扩军，早年赞助过他的倒是富商，大概也是商人与商人容易沟通的缘故。最要命的是，豪强对部曲的控制、国家对农民的控制、农民对土地的定居依附关系都需要时间，当刘备骗得益州，终于找到家园时，魏吴两家已经子孙满堂、炊烟不绝几十年了。蜀汉第一个被摧毁，当有许多无奈，而这种时间上的无奈，更显出历史的冷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