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的中心任务就是在有限的史料的基础上，还原事件的真实过程，并得出有益的结论。这有些类似于医生诊断病人。对于某些疑难病，不同的医生也许会有不同的诊断，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像汉中争夺战这样史料零乱的事件，是典型的疑难病。过去就曾有人试图加以澄清；将来也许还会有。我在下面提出我的“诊断”。
从理论上说，自秦岭、大巴山以西以南的全部疆域都是益州的管辖范围。但它实际影响力所及，只限于今天的四川省及其周围地区。这一区域的四周是高不可攀的悬崖峭壁，以及落差巨大，水流湍急的河流，中间有一块肥沃的盆地。益州的经济、文化、政治中心就在这块盆地上。由于环境的影响，盆地与周围地区交往极不方便。其与外界沟通的道路大约有这么几条：东面，经长江三峡通往长江中下游地区，再通过那里与中原地区相联系。北面，早在周朝的时候，当地的人民就以一种极其坚韧不拔的精神在峭崖上打孔栽插木桩，再在木桩上铺上木板，修筑了一条“悬挂”在悬崖陡壁上的“栈道”，通向黄土高原地区。楚汉之争时，刘邦的大将韩信又发现了一条途经陈仓，较为平坦的山路，也可通往黄土高原地区。后两条通道的另一端都在汉中境内。因此，汉中就成为从北面进出益州的咽喉要地。
汉中的统治者张鲁是“五斗米道”创始人张陵的孙子。“五斗米道”与张角的“太平道”一样，都是道教的一支。这派道教因入教者要交纳五斗米作为“会费”而得名。在益州，“五斗米道”拥有着众多的信徒。
张鲁的母亲虽已徐娘半老，但“有少容”，且“颇有姿色”，可以不受阻拦地出入当时的益州牧刘焉的府上，与刘焉关系暧昧。靠着母亲与刘焉的这种不正当关系，张鲁被刘焉任命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击汉中太守苏固”。张鲁乘机袭杀张修，兼并了张修的部众，夺取汉中。在汉中，张鲁建立起一种“政教合一”的政权体系。他自称“师君”，“不置长吏，皆以祭酒（指修炼道教教义已有成就者）为治。”刘璋继任益州牧后，杀了张鲁的母亲，与张鲁反目为仇，两人刀兵相见。征杀的结果是谁也吃不掉谁，张鲁俨然已从益州独立出来，成为一方军阀。汉庭对他也无可奈何，就封他为“镇民中郎将，领汉宁（即汉中）太守”。
有一次，有人从地下挖出一方玉印。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玉印代表着最高权力（据考证，东汉时，只有皇帝和皇后可以用玉印，卿以下的高级官员都只能用金印。王印是什么材质尚无出土文物依据，也许也是玉印）；从地下挖出玉印，这是张鲁要拥有最高权力的吉兆。“群下欲尊（张）鲁为汉宁王。”张鲁的功曹巴西人阎圃劝阻说：“汉川之民，户出十万，财富土沃，四面险固，上匡天子，则为桓、文；次及窦融，不失富贵。今承制署置，势足斩断（依法拥有的官府已足以行使权力），不烦于王。愿且不称，勿为祸先。”反映了张鲁的地位。
建安二十年（215年），年已花甲的曹操亲自率军西征张鲁，以图打开通向益州的门户。建安二十年三月，曹操兵至陈仓（今陕西宝鸡东），准备取道武都进入汉中。武都当地的部落起而阻拦，曹操命张郃、朱灵所部先行加以击破。四月，曹操从陈仓出发，经散关，到达河池（今甘肃徽县）。河池的部落首领窦茂率所部万余人再次挡住去路，曹操又费了一个月的时间把他们全部屠杀了。这以后，曹操的主要敌人就是险峻的山路和恶劣的气候。河东太守杜畿为曹操西征的后勤保障立下了功劳。
杜畿是在黎阳之战前出任河东太守的。在当时险恶的环境下，他凭着自己的机智和勇敢，在不长的时间里清除了郡内的反叛力量，抵御了来自并州方面的压力。对内，他积极发展生产，开办教育，政治清明，与民休息，使河东“百姓勤农，家家丰实”。董卓之乱前后，河东境内相对来说比较太平。杜畿任太守时，河东有户籍人口三万户，在当时是一个充实的郡。经过杜畿十年苦心经营，河东郡的经济实力十分可观。曹操西征马超时，“军食一仰河东。及贼破，余畜二十万斛。”这一突出的政绩曾得到曹操的通令嘉奖：“河东太守杜畿，孔子所谓‘禹，吾无间然矣’。增秩中二千石。”
这一次西征张鲁，杜畿又征发了一支五千人的运输队，负责前运粮草。据说，被征发的人相互勉励说：“人生有一死，不可负我府君。”从始至终无一人逃亡。
曹操被封为魏王后，任命杜畿为魏国尚书；随后考虑到河东战略地位重要，用别人不放心，又取消了这一任命。他给杜畿写了封十分客气的信：“昔萧何定关中，寇徇平河内，卿有其功；间将授卿以纳言之职，顾念河东吾股肱郡，充实之所，足以制天下，故且烦卿卧镇之。”曹丕即位后，杜畿最终官至尚书仆射，在一次试验战船时遇难，追封为太仆。他的孙子杜预被时人誉为“武库”，意思类似今天的“军事活字典”，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十分有影响军事理论家，官至晋朝征南大将军。
阳平关之战
七月，经过千里山路近两个月的长途跋涉，曹操到达阳平（今陕西勉县西），与汉中的守军发生了接触。
张鲁在得知曹操亲率大军来攻时，想向曹操投降。但他的弟弟张卫不同意。张卫认为阳平关地势险要，工事坚固，曹操难以攻破，“率众数万人拒关坚守”。
在曹操还未进入益州时，就听说汉中的阳平关南北两座高山夹着中间一条山路，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他先问凉州从事，后又向武都的土著人打听，得到的消息都是“阳平城下南北山相远，不可守也”。等到了阳平一看，南北两山山头倒是相距十余里，但山脚就在道路两旁；而且汉中方面还花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在两山之间筑起一道城墙，两边的山上也筑有工事。曹操见到如此完备的防御阵地，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按当时的军事技术水平，要攻下这样坚固的防御阵地，一般要花几个月来制造攻城器具，进行长时间的火力战准备；在旷日持久的作战中耐心寻找战机，方能成功。而这时曹操远离自己的作战基地千里之遥，根本不可能坚持这样长的时间。他气愤地说：“他人商度，少如人意。”硬着头皮攻了三天，“既不时拔，士卒伤夷者多”。
眼见胜利无望，曹操不由得意气消沉，他半开玩笑地说：“这支部队是我花了三十年时间带出来的，今天转送给别人，怎么样？”决定撤军，暗中却秘密命令部将解剽、高祚带兵“乘险夜袭”。
阳平关守军见曹操大军已经撤退，“其守备解散”。高祚等人乘夜隐蔽进军，途中惊起一群野鹿，野鹿奔入张卫军营中，引起张卫军的混乱，被曹操偷袭成功，斩杀大将杨任，占领阳平关。张卫连夜逃回汉中郡治南郑（今陕西汉中）。
魏国重臣董昭在几年后回忆这件事时，提供了完全不同的画面：“……武皇帝意沮，便欲拔军截山而还，遣故大将军夏侯惇、将军许褚呼山上兵还。会前军未还，夜迷惑，误入贼营，贼便退散。侍中辛毗、刘晔等在兵后，语惇、褚，言‘官兵已据得贼要屯，贼已散走。’犹不信之。惇前自见，乃还白武皇帝，进兵定之，幸而克获。”他还信誓旦旦地保证说：“此近事，吏士所知。”因此，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解剽、高祚的行动完全是歪打正着。
张鲁听说阳平已经陷落，又想投降，功曹阎圃对他说：“今以迫往，功必轻。不如依杜濩、赴朴胡相拒，然后委质，功必多。”杜濩、朴胡分别是巴中境内少数民族部落賨人和夷人的首领。张鲁同意了，于是从南面翻山越岭进入巴中。“左右欲悉烧宝货仓库”，张鲁说：“本欲归命国家，而意未达。今之走，避锐锋，非有恶意。宝货仓库，国家有之。”只在仓库上贴上封条，率众离开。曹操没有受到任何抵抗就进入了南郑，完整接受张鲁的所有财产。
曹操大军“自武都山行千里，升降险阻，军人劳苦”，士气严重下降。曹操利用张鲁留下的物资大饷三军，才得以稳定军心。同时，曹操隐隐感到张鲁可能没有恶意，就开始试探着与张鲁联系，主动地表示善意。
九月，夷王朴胡、賨侯杜濩归附曹操，曹操为了嘉奖他们，把巴中郡一分为二，东面的称巴东郡，任朴胡为太守，西面的称巴西郡，任杜濩为太守，还封他们为列侯。十一月，张鲁也从巴中把自己的残余力量拉出来，向曹操投降。曹操封张鲁为镇南将军、阆中侯，食邑万户，其五子各封列侯。汉中落入曹操手中。
曹操平定了汉中后，从那里得到消息，他在益州的对手已经不再是昏愦的刘璋，而是劲敌刘备。这对曹操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怎么办？刘晔向曹操建议：“今举汉中，蜀人望风破胆失守，推此而前，蜀可传檄而定。刘备，人杰也，有度而迟，得蜀日浅，蜀人未恃也。今破汉中，蜀人震恐，其势自倾。以公之神明，因其倾而压之，无不克也。若小缓之，诸葛亮明于治而为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蜀民既定，据险守要，则不可犯矣！”七天后，蜀中投降过来的人向曹操报告说：“蜀中一日数惊，备虽斩之而不能安也。”大敌当前，刘备还能用杀戮来平定争端，用当时的眼光看，这不反应他的软弱，而恰恰反应了他的统治基础是稳固的。曹操又把刘晔叫来问道：“今尚可击不？”刘晔不得不承认说：“今已小定，未可击也。”
曹操的幕僚司马懿也向曹操建议乘势进取益州。对这个后生小子，曹操就没有那么客气，他俏皮地引用了汉光武帝刘秀的话回敬说：“人心苦不足，既得陇，复望蜀耶！”
曹操既有与刘备并肩作战的经历，又与之多次交手，对刘备的战斗力和人格魅力十分了解，他曾亲口说过，天下可称为英雄的只有他们俩。曹操毫不怀疑刘备有能力在不长的时间里赢得益州的拥护，稳定益州的局面；而曹操的军队经过千余里山路的长途跋涉，已经十分疲劳，军心涣散，阳平关一战险些断送了曹操三十年的威名。曹操进入南郑后，利用张鲁留下的物资大饷三军，才得以稳定军心。如果要进取益州，沿途要经过许多如阳平关般险峻的关隘，而刘备的守将不能指望如张卫等人会不战自乱，让曹操捡个现成。而曹操在偏远的山区可能还不知道孙、刘之间已经到了开战的边缘，益州主力刚刚从荆州返回。他可能以为刘备现在成都（《三国志·武帝记》在这年十一月记载：“刘备袭刘璋，取益州，遂据巴中”。而事实是，刘备已经在一年前就已经占领了益州，现在是与孙权冲突后刚刚返回。曹操大概是从俘虏或是张鲁的口里了解到，他在益州的下一个对手原来竟是刘备。刘晔、司马懿的建议也可能是建立在刘备据有益州不久，统治尚不稳定的基础之上，因而是不恰当的，所以遭到曹操的否决）。
刘备回到江州，大约也是在八月份了（与孙权进抵合肥同时或稍晚）。这时，曹操已经占领了汉中，张鲁逃往巴中。在大致了解了事态的发展经过后，刘备派黄权到巴中郡去迎接张鲁。但刘备晚了一步，张鲁率领自己的全部下属投降了曹操。不久，刘备驱逐了朴胡、杜濩，进入巴中郡。曹操任命夏侯渊为行都护将军，率张郃、徐晃所部前去抵抗。
蒙头荡石之战
张郃奉命带兵进入巴西，掩护巴西郡民众向汉中转移。在宕渠县蒙头荡石（在今四川渠县）地区，张郃与张飞相遇。双方对峙了五十多天后，张飞找到一条小道，率精卒万余人拦腰杀出，由于山道狭窄，张郃军前后不得相救，被张飞全歼。“（张）郃弃马缘山，独与麾下十余人从间道（山间小路）退，引军还南郑”，曹操的势力退出了巴西。
十二月，曹操见益州短期内难于攻克，而后方的政治局势又很复杂，决定从汉中撤军。行前，他把汉中的防务委托给了夏侯渊、张郃、徐晃，任命夏侯渊为征西将军，总督各军。
建安二十一年（216年）二月，曹操回到邺城。五月，天子正式封曹操为魏王。汉庭不封异姓王的祖训终于被放弃了，曹操在政治上又赢了一分。这一年，邺城真的成了汉王朝的首都，那年来朝贡的各国使臣纷纷云集邺城。
第二次濡须之战
十月，曹操在亲自阅兵后，又一次率军南征孙权，十一月到达谯县，稍作休整即进至合肥。在合肥，他巡视了张辽与孙权交战的战场。次年（217年）正月，曹操进军居巢（今安徽巢县），二月进到江边的郝溪（在今巢县内），在经过周密的准备后，曹操攻占了濡须口要隘。孙权派都尉徐详向曹操请降。曹操“报使修好，誓重结婚”。曹操与孙权这一对儿女亲家经过近八年的对抗，终于实现了至少是表面上的和平。
再简单回顾一下他们之间的争斗过程也是很有意思的。
当曹操占领荆州时，孙权虽然感到失望，但要不是曹操对他的势力范围发起挑战，他大约也不打算与曹操对抗，他的目的在于与曹操维持一种名义上服从，事实上独立的关系，——类似于早期曹操与袁绍之间的关系。
这种以曹操为盟主的非正式结盟关系对曹操应该说也是有利的，因为，他的劲敌刘备尚未歼灭，而西方也需要他去平定。但曹操一时疏忽，在占领荆州后匆忙地想把孙权收入帐下。他以为可以象对待刘琮那样，用吓唬的手段对付孙权，不料却引火烧身。孙权不仅有与他刀兵相见的勇气，而且也有与实力与办法维持自己势力范围。曹操的战略手段与战略目标之间发生了脱节，一把大火断送了一支重要的战略力量——荆州水军。从此，长江成了曹操无法逾越的鸿沟。在以后的几年中曹操三下扬州，以合肥为基地与孙权对抗，但都找不到突破的机会，无功而返。与曹操在西线频频得手相比，东线对于曹操不啻于铜墙铁壁。而东线的问题不解决，曹操也无法抽身全力对付西线。
与曹操对抗对孙权来说也是一种战略损失。鲁肃很早就清醒地指出，“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孙权所能取得的最好结果就是据长江割据一方。孙权的战略利益在于夺取上游的荆州，“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曹操每两年在扬州发动一次军事行动，使孙权无法倾全力与刘备争夺荆州，大量的军力消耗在一场场明知不可能取胜的战争中。而合肥之战更是清楚的表明，想利用曹操主力西向，东线空虚的时机向北发展势力，是毫无希望的。正如同在江上曹操不是孙权的对手一样，在陆上，孙权也不是曹操的对手。如何结束与曹操每两年一次的对抗，也成了孙权战略决策的中心。
孙权果断地采取了行动。他不惜采用“请降”这种屈辱的方式以求结束与曹操的对抗。面对这一主动的外交行动，曹操几乎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值得一提的是，孙权遣使请降的事是由《吴书·吴主传》记载的，而《魏书》中对此事只字未提。看来，吴、魏双方对这一事件的认识是相同的，它是孙权在战略上的一次重大胜利。请降成功意味着胜利，历史的辩证法竟是如此令人难以置信！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四月，天子允许曹操“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十月，又允许曹操“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从仪仗上已经完全与皇帝相同。曹操目前所缺少的只是一个皇帝的称号而已。同月，曹操正式立曹丕为王世子。
下辨之战
割据益州并不是刘备最终的战略目标（从历史的发展看，当益州被迫采取这一战略时，它导致了失败），他的目标在于一但时机成熟，能够“亲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而如果不能控制汉中，这一目标就无从谈起。建安二十二年，在曹操撤离汉中一年后，时任蜀郡太守、扬武将军的法正向刘备分析了当前的局势：“曹操一举而降张鲁，定汉中，不因此势以图巴蜀，而留夏侯渊、张郃屯守，身遽北还，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将内有忧逼故耳。今策渊、郃才略，不胜国之将帅，举众往讨，则必可克。克之之日，广农积谷，观衅伺隙，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此盖天以与我，时不可失也！”刘备深以为然。
经过一番准备后，刘备派张飞、马超、吴兰率军占领下辨（今甘肃成县西北，时为武都郡郡治所在），开始迈出夺取汉中的第一步。自己则率领主力直逼阳平关。建安二十二年十月，下辨被刘备占领的消息传到邺城。风头正劲，俨然皇帝派头的曹操派都护将军曹洪率军前往收复下辨。
现在的曹洪已经不再是那个东征西杀的勇将了。他本来就家境富裕，现在位居显职，又是魏王的至亲，有权有势，长期在温柔乡里过生活。花天酒地的生活夺走了他作为一名军人所必不可少的勇气与坚毅。曹操对他很不放心，故又任命自己的侄儿曹休以骑都尉的身份，出任曹洪参军。行前，曹操特意告诫曹休：“汝虽参军，其实帅也。”曹洪得知后，不怒反喜，乐得把军中的一切都交给曹休办理，自己坐享其成。
当曹洪兵至下辨城外时，有消息传来，说张飞已经率军向固山（在下辨以北）前进，有包抄曹军后路的模样。诸将议论纷纷。曹休分析说：“贼实断道者，当伏兵潜行。今乃先张声势，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集，促击（吴）兰，兰破，则飞自走矣。”看破张飞不过是虚张声势。在这一判断下，曹军置张飞所部于不顾，倾全力向下辨守将吴兰发起总攻。吴兰大败，部将任夔（按《蜀书》，在下辨阵亡的是雷铜，“任夔”恐是“雷铜”音近而误）被杀，下辨陷落。张飞、马超率军退往汉中，吴兰则向益州撤退。在途径阴平时，吴兰被当地的氐人强瑞部落杀死，首级送给曹操。
下辨战报传到邺城时，已是建安二十三年（218年）三月了。在两月前，曹操阵营又发生一起重大的政治事件。
曹操在政治上的频频得手，引起了汉庭政治集团最强烈的反弹。汉太医令吉本、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秘谋在许县发动政变。他们联络了与丞相留府长史王必关系密切的金祎作为内应。计划首先杀了王必，再“挟天子以攻魏，南援刘备”，与曹操彻底决裂。建安二十三年正月，吉本的儿子吉邈“率杂人及家僮千余人夜烧门攻必”。王必身负重伤，逃往南城，与颍川典农中郎将严匡会合。天亮后，王必率军返回。吉邈率领的力量本是一群毫无组织和训练的乌合之众，他们见王必尚在，大军压境，就纷纷散去，政变被平息了。十几天后，王必因伤重身亡。
王必是曹操在患难时就追随他的僚属。在曹操刚刚当上兖州牧时，派往长安的使臣可能就是他。后曹操以冀州牧的身份长期驻于邺城，在许县只开设一个“办事处”，时称“留府”。留府长史（行政首长）的人选颇费踌躇。是曹操亲自点将：“领长史王必，是吾披荆棘时吏也，忠能勤事，心如铁石，国之良吏也。”王必被杀，令曹操十分痛心。他在愤怒之余，把许县众官召到邺城，将他们中的大部分都给杀了。
四月，代郡、上谷的乌丸人又举兵反叛。曹操派儿子曹彰率军平定。这也分散了曹操的一部分注意力。
下辨遭到刘备重兵袭击，在被击退后，其有力一部向汉中方向撤退。这本来是一个严重的信号。但这一信号被更为严重的政治形势所淹没了。
大约在这前后，汉中方面还传来消息，徐晃所部在马鸣阁（今四川广元北）与刘备的将领陈式遭遇，“陈式等十余营绝马鸣阁道”，徐晃击败了他们。马鸣阁在武都境内，是益州通往武都的出口，马鸣阁发现刘备大军，应该认为是刘备进军汉中的明确信号。但曹操似乎对此并不明了，他在给徐晃的嘉奖令中说：“此阁道，汉中之险要咽喉也。刘备欲断绝外内，以取汉中，将军一举克夺贼计，善之善者也。”明显对马鸣阁出现敌军的军事意义认识不足。但曹操判断刘备将对汉中有大的举动，这还是正确的。由于感到汉中的势态严重，自己远在邺城不便指挥，曹操决定带兵进驻长安，以便就近处理。他于七月从邺城起兵，九月抵达长安。
但曹操的后方又出了问题。曹操进军汉中，南阳郡承担了繁重的后勤保障任务，引起民怨沸腾。十月，宛城守将侯音率军造反，“执南阳太守，劫略吏民，保宛”。曹操命刚刚进驻樊城的行征南将军曹仁平定宛城的叛乱。直到建安二十四年（219）正月，曹仁才完成任务，侯音被杀，宛城的人民全被杀光。曹仁被任命为正式的“征南将军”，留在樊城筹备对关羽的军事行动。
定军山之战
经过这么一耽误，汉中的局势已是面目全非了。建安二十四年正月，围攻阳平关的刘备南渡汉水，绕过阳平关，向阳平关侧背包抄，进入了南郑与阳平关之间的定军山（在今陕西勉县南）；而后，部分兵力沿山向东，进至兴势（在今陕西洋县北），对南郑形成夹击之势。夏侯渊被迫放弃阳平关，与张郃率军东、南两面下寨，分头抵御刘备军。兴势的刘备部队分成十队，轮番向张郃发起猛攻；迎击定军山之敌的夏侯渊见张郃危急，就把自己的部队分一半给张郃，以加强防御。
援军出发后，夏侯渊亲率四百名士兵巡视阵地，他发现十五里外的“鹿角”（横在路上起防御作用的树杈）被刘备军烧毁了，就停下来，命士兵砍树修补。法正在山上把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说：“可击矣！”刘备于是命大将黄忠率军冲杀，“（黄）忠推锋必进，劝率士卒，金鼓振天，欢声动谷，一战斩渊，渊军大败。”乱军中斩杀了夏侯渊及“曹公所署益州刺史赵颙等。”夏侯渊的第五子夏侯荣年仅十三岁，也在军中。“左右提之走，不肯，曰：‘君亲在难，焉所逃死！’乃奋剑而战”，也战死在沙场。张郃率部撤往阳平。
汉中守军失去主帅，一时陷入混乱，“军中扰扰”。夏侯渊的司马郭淮显示了过人才华，他与驸马都尉，督汉中军事杜袭一起，共推张郃代理主帅。他们号令诸军说：“张将军，国家名将，刘备所惮。今日事急，非张将军不能安也。”张郃随即出营，调度诸军以为战备，“诸将皆受郃节度，众心乃定”。
第二天，刘备想乘胜再北渡汉水，从背后来袭阳平关。曹军“众将议众寡不敌，（刘）备便乘胜，欲依水为陈以拒之。”郭淮力排众议，他说：“此示弱而不足挫敌，非算也。不如远水为陈，引而致之，半济而后击，备可破也。”大家采纳了郭淮的建议。刘备也没有上当，他停止了渡河。双方隔汉水对峙。张郃抓紧时间修筑野战工事，以作长期坚守的准备。
战报传到长安的曹操，他立即遣使对张郃的职务加以追认，并给予张郃假节的权力。同时，任命郭淮为张郃的司马。几年后，郭淮就被提升到雍州刺史的高位，在这个职位上，他先后与蜀汉的诸葛亮、姜维进行了多次较量，力保雍州不失。
由于汉中已失，残兵在张郃率领下陷入重围，岌岌可危。在对张郃的职务加以追认后，建安二十四年三月，曹操亲率大军从长安经斜谷进入汉中，帮助张郃突围。大军沿途占领各处要害，强行打开一条“走廓”，直驱阳平。刘备以为曹操是来和他争夺汉中的，决定依托阳平关与曹操打消耗战，采取了坚守不战的方针。但曹操根本不与他作战，在接应出张郃率领的汉中残军后，立即返回，五月就又回到了长安。在这一战役中，曹操手下的一名校尉王平投降了刘备。后来王平成为蜀汉阵营的名将，官至镇北大将军，主管汉中军务。也就是在这期间，赵云所部与曹操一股人马打了一场小战，赵云占了一点便宜。其实这一战无关全局痛痒。赵云的正传中没有相应的记载，赵云也没有因此等到值得一提的奖励（只得到刘备的口头表扬，连正式嘉奖令都没有）。
由于蜀无史官，蜀汉的档案材料散失也很严重，来自刘备方面关于汉中争夺战的记载有限。而魏国方面的记载大约主要取材于前线发回的战报，既不及时，也显得零乱，还有许多重要的细节没有上报——这既可能与主帅夏侯渊缺乏统领全局的战略眼光有关，也可能与刘备的严密封锁，消息难于送出有关。所有这些都给分析汉中争夺战带来了相当的困难。
对于汉中争夺战，刘备方面仅详细记载了定军山战役的经过，而对于战役的全过程则缺乏宏观的记叙，从建安二十二年十月吴兰占领下辨，至建安二十四年正月刘备移军定军山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内，刘备大军的动向完全缺如，使我们今天对刘备进军汉中的路线只能依靠推测。
从几场战役发生的地点：下辨、马鸣阁、阳平关以及附近的定军山看来，刘备进军的路线大概是：从成都沿今嘉陵江北上，经马鸣阁进入武都郡。在派出一支部队占领下辨，掩护大军侧背后，主力则直逼阳平关。（简单地描述一下这个地理环境，它类似一个“T”字型，西面是下辨，东面是阳平；一横就是著名的“陈仓道”，一竖是嘉陵江；马鸣阁在竖线的中端，竖线的未端是阆中）
据《魏书·夏侯渊传》记载：“刘备军阳平关，渊率诸将拒之，相守连年。”推测刘备应在建安二十三年初到达阳平关下。这一重大事态，夏侯渊可能没有上报，因此《魏书·武帝记》中没有刘备何时到达阳平的记载——如果在魏国的中央档案里有这方面的报告，大约是不会被史官忽略的。
如果以上推测的刘备进攻路线大致正确的话，那么，徐晃在马鸣阁周围的行动就具有了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他的行动直接威胁到刘备的运输线。但在击破了陈式所部后，徐晃在整个汉中之战中就失踪了。是刘备改变了后勤补给线，从而陷徐晃于无用武之地，还是徐晃被逐出或主动撤离了这一地区，不得而知。但成都的物资和兵员补充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前线，支持作战达一年之久，直至完全胜利。
当下辨失守后，张飞、马超所部立即向汉中方面撤退，而不是随吴兰经阴平撤往成都，这说明，与吴兰不同，张飞、马超所承担的任务不是固守某一地，而是在整个侧后进行机动，以保证主力及运输线的安全。徐晃有可能是在他们的压迫之下，撤离了马鸣阁地区。在随后的襄樊保卫战中，徐晃部的战斗力迟迟得不到恢复，说明他损失惨重，也证明了这一点。派出如此得力的部队负责运输线的保障，确保了刘备在旷日持久的征战中赢得最后的胜利。
阳平关的争夺也记载不清。夏侯渊在阳平与刘备相持连年，不据有阳平关的有利地形，大概是办不到的。但《张郃传》却有：“刘备屯阳平，郃屯广石（现地不详）”的记载，似乎阳平关已陷入刘备之手；到夏侯渊被杀后，张郃率军“还阳平”，又似乎阳平关还在自己手里。等到曹操亲率大军前来时，刘备又“闭阳平关守”，阳平还是在刘备手中。有一种解释可以解决这些矛盾，那就是：刘备在阳平关前屡攻不下，于是改变进军路线，亲率一支部队改由南面山路出定军山，包抄阳平关守军的后方，迫使夏侯渊放弃阳平，来夺定军山，于是阳平关陷落。夏侯渊兵败后，张郃率残部向阳平关方向撤退，在渡过汉水后就停下来，筑野战工事进行防御，而不是真的占据了阳平关。如果真的如此，张郃能凭借野战工事在定军山、阳平关两面敌军的夹击之下坚持三、四个月，还能在曹操来援时，把部队撤出来，真够不容易的！
当夏侯渊倾全力守卫阳平关时，刘备突然移军于定军山，是取得战役胜利的一个重大举措；相对而言，对于定军山方向防御的疏忽，不能不说是夏侯渊失败的一个直接原因。夏侯渊擅长于千里奔袭，大范围机动作战，对于如何固守，特别是如何稳固地守御一个重要的战略区则缺乏经验。汉中多山的地形又限制了他的机动能力发挥作用，他在自己的防御阵地上留下一个口子，也就不奇怪了。
夏侯渊阵亡的过程记载稍有矛盾，大约以曹操的一则“军策令”最为精确：“夏侯渊今月贼烧却鹿角。鹿角去本营十五里，渊将四百兵行鹿角，因使士补之。贼山上望见，从谷中卒出，渊使兵与斗，贼遂绕出其后，兵退而渊未至，甚可伤。”夏侯渊把自己的部队分了一半去加强张郃，自己只留下了不多的部队，再加上自己毫无必要的“英雄举动”，导致了一场悲剧的发生。曹操在那则军令中批评夏侯渊说：“为督帅尚不当亲战，况补鹿角乎！”
汉中争夺战的失利是曹操继赤壁之战后又一次惨败。
与赤壁之战比较，汉中在失陷前已落入曹操手中一年多，比赤壁之战前荆州陷入曹操之手不过半年相比，曹操有更多的时间改善势态，建立防御。而且汉中各政治要员是在经过慎重的选择后决定投向曹操阵营的，这与荆州是在少数人的政治运作下投降也有不同，汉中的政治形势远较荆州单纯。而且刘备夺取益州也不过一年多的时间，他的政治影响还没有及于汉中。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说：汉中的失败比荆州的失败还要惨重。
当然，我们也可以举出一些对曹操不利的因素，荆州政治形势虽然复杂，但毕竟是一个州；汉中尽管单纯，但却只是一个郡，而且还是一个在行政上隶属于益州的郡。但这并不能减少曹操的失败感，毕竟，汉中在事实上独立于益州已经十多年了。十多年来，汉中抵抗益州的努力一直没有中断过。
我认为，汉中得而复失的主要原因在于选用了不恰当的人承担汉中防御的任务。
十分明显，曹操不可能长时间留在汉中，由于地理上的原因，汉中也不能及时得到来自后方大本营的支援，因此，汉中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必须作为一个独立的战略区，依靠当地的力量独立承担起守备任务。这就要求汉中的最高行政当局必须有卓越的政治才能和远大的战略眼光，而作为军事首长，他还必须精通山地防御的战术手段。而这些都是夏侯渊所不具备的。
长期以来，夏侯渊一直是作为一支机动的打击力量用于平息各地小规模的骚乱和反叛。在他长达三十年的军事生涯中，几乎没有什么防御战的经验。让这样的一个人主持一个独立的战略区的防御，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失策。
也许，夏侯渊镇守长安，成功地击败马超、韩遂等人的战绩，使曹操以为，夏侯渊已经成长为一名足以托付一方之重的战略指挥员。确实，在凉州的保卫战中，夏侯渊千里奔袭，野战歼敌的才华发挥得淋漓尽致。但仔细想来，凉州的几场战役，究其作战方式，仍然不过是平定局部地区小规模的骚乱，只不过敌人比以前更强大些罢了。
在汉中则不然。汉中的敌人比他更为强大，战争不可能取小规模、局部的形式，而势必是总体战。在战略上敌强我弱的总势态下，战略防御又是必然的选择。汉中狭小、多山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作战方式必然是以城池、关隘、险阻的攻防战为主，远距离的机动作战只能放在辅助的地位。所有这些，都超出了夏侯渊的经验所及。从战争的实际过程看，忽略了定军山方面的防御，使刘备迂回成功是汉中失守的关键。在防线上出现这样一个大漏洞，显然与夏侯渊不善于组织防御有一定关系。当定军山失守，阳平关被包抄，夏侯渊如果能保持冷静，把主力撤回南郑，依托南郑再战，可能还能再坚持几个月。但在夏侯渊的经验中，这种逐次防御的观念大概不存在。他情急之下，带兵逼近刘备，仰山攻击，落了个兵败身死的结局。
兵法云：“城无必守。”意思是说在没有强大外援的情况下，无论多么坚固的防御也终有被攻克的一天。夏侯渊在阳平关顶住了刘备的进攻近一年，应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在这段时间内，有一支强大的援军对刘备漫长的交通线实施打击，汉中说不定能够守住。如果有一支更强的援军，可以一直前进到刘备的后方，给刘备造成巨大损失也有可能。
至少有一支军队有可能承担这项任务，那就是攻取下辨的曹洪。如果曹洪在占领下辨后，能继续向汉中方向追踪张飞、马超的部队，至少将给刘备的运输线造成不小的压力。在得到周围各郡县的兵力加强后，切断这条运输线，甚至直出到刘备主力的后方，也不是不可能。但令人遗憾的是，曹操只赋予了曹洪占领下辨的任务，没有对他在占领下辨后的进一步行动提供指示。而早就对战争感到厌倦的曹洪，在完成克复下辨的任务后，就开起了庆功酒会。酒席上，被军营的枯燥生活憋得浑身不自在的曹洪上演了一出“荤”节目，他让一班女艺人只穿极薄的纱衣，近乎裸体地跳舞助兴，好色下流的丑态令席中的人都看不下去了。曾凭一己之力把马超赶出天水，当时任武都太守的杨阜在席上就当面指斥曹洪，并拂袖而去，弄得十分不愉快。这样的主帅当然不会有主动精神，向汉中方面发展自己的攻势。结果，夏侯渊困守孤城，曹洪则在一边寻欢作乐。
造成这一尴尬的局面，曹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毕竟，这支部队的主帅是由他任命的，任务也是由他下达的，在他的指示中，看不出他对下辨与汉中之间的联系有任何清晰的思路。他寄予厚望的参军曹休也没有提出过与汉中有关的一丁点设想。
这也有一些客观原因。建安二十三年初，当阳平关保卫战打响时，曹操正忙于处理许县的政变。十月，当他好不容易从政治旋涡中脱出身来，又被宛城的叛乱分去了精力。次年正月，叛乱平息了，夏侯渊的败报也到了。
对益州的地理、交通状况不清楚，也可能是造成曹操决策失误的原因。曹操对汉中周围的地理、人文情况的知识，是从长安的官员及当地百姓口中打听的，难以形成完整的概念。而刘备取道武都占领汉中，这一进军线路也可能出乎曹操意料，加之从前线传来的战报既少又零乱，使他对整个战局缺乏完整的印象。也许，曹操以为刘备要攻取汉中，只能取道巴中，沿着当初张郃进军的道路逼向南郑。我想，如果曹操手头能有一份比较完善的“益州地图”，可能会较好的指挥这一战役。
汉中失守还有一个远因，那就是从一开始，曹操就不打算固守汉中。他在占领汉中后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从巴中移民汉中，从汉中、武都移民长安、洛阳。在曹操控制汉中的这段时间里，汉中、武都有记载的移民数大约有十多万人。如果考虑到益州的户籍人口总共不过八十万，这一移民数是相当可观的。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人口数量几乎相当于国家实力，而经济发达地区由于基础设施比较完善，人口数量越多，经济发展也越快。曹操的思路倒也无可厚非。
但不管怎么说，为了十几万移民，损失了汉中（它在当时也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这一重要的战略桥头堡，还断送了一员能征掼战的勇将，总的看来，曹操是失败。
也许是事后诸葛亮，从已知的史实看，如果当初曹操留张郃守汉中，而令夏侯渊屯武都，并赋予夏侯渊策应汉中的任务，可能对汉中的守备更为有利。当然这样也有缺陷，那就是当刘备取道巴中进取汉中时，汉中的守备力量会显得不足。但这样的话，由于通往大本营的道路是敞开的，张郃可以从汉中逐步撤出，损失要小一些；还可依托险阻，层层阻击，最大限度地消耗刘备的有生力量。这与曹操最大限度地利用汉中，形势不利时不惜放弃的战略构想也是一致的。
有几十年作战经验的刘备是识货的。在定军山下，他分别与张郃与夏侯渊交过手。在斩杀了夏侯渊后，刘备并不十分高兴，他说：“当得其魁，用此何为邪！”对张郃十分推崇。
如果再往远寻找一下汉中失利的原因，就可以发现，人才的缺乏，导致了曹操不得不放弃汉中。由于宫庭内的权力斗争，曹操迫害了一大批对自己争权夺利不满的官员，其中就有为曹操推荐了一大批栋梁之材的荀彧，有负责选拔官员的丞相府东曹椽崔琰；再往后，为了确保长子曹丕能够顺利地继承王位，为了自己的江山不致在几个儿子的相互争夺中陷于分裂，他还有意识地对曹丕潜在的竞争对手加以消灭。所以，当曹操占领汉中后，他发现，自己竟然挑不出一个可寄以一方重任的人材来。
当时许多人都不同意由夏侯渊总督汉中，认为时任中护军的韩浩“智略足以绥边，欲留使都督诸军，镇汉中”。二十多年前，韩浩曾献屯田之计，迅速壮大了曹操的经济实力，应该说有一定的政治才能。但曹操却因为找不到合适人选接任中护军一职而没有同意。到最后，尽管曹操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尽管曹操这时年事已高，严重的头痛已经侵扰了他好几年，使他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几个月以后，他就死了），他也不得不为了帮助张郃突围而亲自出马。得人者得天下，失人者失天下，果然报应不爽。
汉中争夺战是刘备军事生涯的顶峰，这一战役的胜利也主要是靠士兵的脚走出来的。他的老对手曹操甚至认为这不象是刘备的作战风格，他说：“吾故知玄德不办有此，必为人所教也。”曹操的判断也许不是没有道理的。
长达一年多的征战也给刘备集团带来了很大困难。由于前线战事紧张，刘备频频向后方催要物资和人员补充，留守后方的军师将军诸葛亮感到了沉重的压力。有一次，刘备又发来急件，要求后方征兵补充前线，诸葛亮十分为难，他征询蜀郡从事杨洪的意见。杨洪鼓励他说：“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诸葛亮向杨洪发牢骚，未必是不了解汉中的战略地位，也许他不过是借此消解一下内心的压力。令一代政治大师诸葛亮都感到了沉重的压力，益州人力、物力的消耗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