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后，我军十万大军火速开进东北这一战略要地。中共“七大”选出的77名中央委员中有22名被派往东北。国民党部队也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纷纷开进东北，与我军争夺这个关系中国前途命运的战略要地。我大约在1946年的4月中旬，离开延安，奔赴东北。那时，我刚满19岁，因为我身体一直瘦弱多病，在延安最艰苦的岁月里，又得过一场重病，是党把我从死神手里夺回来的。那时，我给三旅首长当秘书，旅长贺晋年是1928年入党的老革命，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陕北红军的师长、军长，抗日战争期间，是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几位著名旅长之一。起先，贺旅长不让我去东北，要我到西北局报到，潜回西安去做地下工作。我急了!我说，我回西安去做地下工作不合适。因为离家太近，容易遇到熟人，一旦暴露身份，对党的地下工作极为不利。再说，谁不知道，现在革命最需要的地方是东北，从延安这边调去的干部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贺旅长也不好驳回我的理由。我也明白，首长是为了照顾我。我又跟贺旅长要带走的作战科长尉建畴说。尉建畴告诉我，贺旅长其实很想带我走，只是我身体瘦弱，担心我到了东北吃不消。从延安辗转去东北战场，路途遥远，怕我半途身体垮下来。我想，只要我自己坚决，贺旅长就会收回成命。于是，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我们几个人去东北的伙食费、路费从供给部领到手里，到旅政治部开了几个人的党员介绍信，等出发那一刻，贺旅长也没办法，只得说：“你这个小鬼!我可是为你想，你坚决要去东北，就一起走吧!”
我们从陕甘宁边区的定边县动身赴延安，然后转道山西。从延安动身时，贺旅长要作战科长尉建畴、医生张剑夫、秘书朱悦鹏和一个警卫员、一个通信员，骑马先到山西兴县贺龙司令员的120师总部，他同贺龙一起乘汽车前往兴县。我们5人，连骑带牵共7匹马，5月初过了黄河，到达黑茶山下的山西兴县，暂住贺龙总部所在地蔡家崖。这里是老根据地，又靠近黄河，环境、生活条件比陕甘宁边区的定边县好。站在住地，远远望去，巍巍的黑茶山像一条巨龙遨游在天空。原来，就是这座黑茶山，在我们到来之前不久的4月8日，吞噬了博古、叶挺、王若飞等我党十多位优秀同志的生命。那天，他们自重庆乘美国人驾驶的飞机回延安，飞机迷航在那黑茶山上遇险，机毁人亡。我们到达蔡家崖时，这里正在展出黑茶山遇难者的照片，悼念活动还没结束。从照片上看，殉难者的遗体惨不忍睹。我们一行参观后，人人心情悲痛万分。不曾想八年艰苦抗战，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如今这些烈士竟不能分享抗战的胜利，意外地如此遇难。
我们在贺老总的司令部休息了20多天。每天清晨，看见贺老总叼个烟斗，拉上他的枣红马，让他的男孩骑上，到山沟的小树林、小溪边去散步。后来得知，贺龙一直想挽留贺晋年在吕梁军区工作，党中央决定贺晋年还是速去东北。我们终于离开了兴县，继续向东北战场进发。我也不便多问其中的故事，只听贺旅长说过一句话：现在，东北更需要干部，东北的事情更复杂!
我们一踏上东北的黑土地，正赶上部队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这一战略方针。我们到了哈尔滨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东北局决定贺晋年任合江军区司令员，于是我们赶往佳木斯，参加剿灭土匪、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战斗。在合江地区剿匪8个月，在以张闻天(洛甫)同志为书记的合江省委一元化领导下，在友邻部队及人民群众的配合支持下，贺晋年和谭友林两位司令员率领剿匪部队消灭了大部土匪，活捉了匪首、国民党委任的上将谢文东、李华堂，合江的根据地基本巩固了。1947年4月，我又随贺晋年到新组建的东北骑兵纵队，贺晋年任司令员，我被派到师政治部任宣传科长。在行军作战生活中，我的体质稍好了一些，但仍是骨瘦如柴。
我庆幸自己没有如贺旅长所担心的那样“死在途中”。但我也很难说清，我一路上是怎样“拖”到松花江边的。1947年秋季攻势，我们师收复了公主岭，在一个烧锅里(酒厂)，见了一台磅秤。许多人好奇地上去称体重，我也称了，还不足45公斤。从那时起，我就立下了宏图大志：要为体重50公斤而奋斗!可是，实际上，在那种艰苦的战争环境里，我这样的兵，能够保证不低于45公斤就不错了。
解放前的东北，是9个小省，包括如今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和内蒙古的东部、河北省的承德地区，是我们伟大祖国神圣领土的重要部分。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战略地位突出，历来为一些帝国主义国家所垂涎。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曾经实行“不抵抗主义”把东北拱手让给日本侵略者的国民党反动派，却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跑来“接收”东北，妄图抢占胜利果实。但是，任何反动派的倒行逆施，违背人民意志，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东北人民开展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人民解放战争，经过3年的较量，国民党反动派的百万大军被彻底消灭，人民取得了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