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胜十败”①与“四胜四败”②分别是郭嘉和荀彧在曹、袁并立时对两大集团的领导人曹操和袁绍所作的优劣评判与分析。其中郭嘉的“十胜十败”之说出自傅玄的《傅子》，而荀彧的“四胜四败”则见于陈寿三国志《荀彧传》。“十胜十败”与“四胜四败”在某些方面十分接近：二者都是为了增强曹操战胜袁绍的自信心而作的评议；都以对比的方式列举了曹操的优势与袁绍的劣势；都提到了曹操在度、谋、武、德四方面（“十胜十败”另有道、义、治、仁、明、文六方面）远胜于袁绍，且所用词句亦是极为相似。
下面我将荀彧的“四胜四败”与郭嘉的“十胜十败”重合的部分并为一处，以方便大家比对。
绍貌外宽而内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达不拘，唯才所宜，此度胜也。（荀彧）
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亲戚子弟，公外易简而内机明，用人无疑，唯才所宜，不间远近，此度胜四也。（郭嘉）
绍迟重少决，失在后机，公能断大事，应变无方，此谋胜也。（荀彧）
绍多谋少决，失在后事，公策得辄行，应变无穷，此谋胜五也。（郭嘉）
绍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士卒虽寡，其实难用，公法令既明，赏罚必行，士卒虽寡，皆争致死，此武胜也。（荀彧）
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军人恃之，敌人畏之，此武胜十也。” （郭嘉）
绍凭世资，从容饰智，以收名誉，故士之寡能好问者多归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诚心不为虚美，行己谨俭，而与有功者无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原为用，此德胜也。（荀彧）
绍因累世之资，高议揖让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诚而行，不为虚美，以俭率下，与有功者无所吝，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原为用，此德胜六也。（郭嘉）
二者如此雷同究竟是纯属巧合还是《傅子》与《三国志》的两种不同版本的“胜败论”中有一种是假的？
我个人的观点倾向于后者。对同一事物不同的人持有相似看法和观点的例子比比皆是，但像“十胜十败”与“四胜四败”这样相似到连表达方式和部分言辞语句都几近一致这等地步，似乎就不是一句“巧合”所能解释得了的了。何况曹操如果真的曾先后聆听过这宛若孪生兄弟般的两篇高论，怕不会两次都喜笑颜开而是要骂后进言者拾人牙慧无耻之尤了。
确定了《傅子》与《三国志》两个版本的“胜败论”不可能都曾真的发生过，下面要做的是分辨其中哪一种说法才是假的。
首先来看一下记载“十胜十败”的《傅子》和“四胜四败”的《三国志》各自的成书时间。
《傅子》的作者傅玄出生于公元２１７年，卒于公元２７９（一说２７８年），故此虽然不能考证《傅子》的具体成书时间，却可以肯定这一日期是在公元２７９年之前。而《三国志》则是陈寿在公元２８０年晋统三分之后才开始编纂，由此可知《三国志》的成书时间要晚于《傅子》，因而也就可以排除傅玄简选《三国志》中“四胜四败”的内容加以补充并将之安置在郭嘉头上的可能性。反过来说，《三国志》中的“四胜四败”有没有可能是陈寿将《傅子》原文删减后张冠李戴给了荀彧？答案同样是不可能。一是未有陈寿作《三国志》时曾参照《傅子》或以《傅子》为基础素材的纪录；二则对照《三国志》与裴松之所注引《傅子》的内容多相抵触；三者以陈寿修史的严谨态度断不至于疏忽到误将郭嘉抄作荀彧的地步。
排除了《三国志》与《傅子》相互沿用的可能性，对于二书的这一段落之所以会如此相似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在《傅子》与《三国志》成书之前已经有某种（或数种）史料记载了“胜败论”一事而傅玄和陈寿中的某人在引用时做了相应变更（更换主角加以损益），当然也有可能原本就有内容相近而主角不同的两个版本的“胜败论”存在，由于傅玄、陈寿二人沿用了不同的版本从而导致了“十胜十败”与“四胜四败”两种“胜败论”并存的局面出现。
再来看一下《三国志》与《傅子》记载的两种“胜败论”各自发生的背景时间。
荀彧“四胜四败”的发生时间《三国志》记载的较为明了，是在汉献帝建安二年曹操遭受宛城之败后。《傅子》原书则已亡佚，现存于世的仅只是散落于各书中的一鳞半爪，故而要推断郭嘉“十胜十败”提出的时间只能从《三国志•；郭嘉传》中裴松之所注引的那段《傅子》残文入手。裴松之将《傅子》的这段文字放在了《郭嘉传》中“彧荐嘉。召见，论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表为司空军祭酒”之后，如此很容易让人认为郭嘉的“十胜十败”就是其与曹操初次见面所发的雄论（曾有著述持此观点）。而《傅子》原文的语境同样也给人以这样的印象----曹操问计于郭嘉，与刘备在隆中初见诸葛亮时的发问很有几分相似③，都叙述了自己的现状、遭遇、及打算，不同之处在于刘备着眼于匡扶天下，而曹操的着眼点是要消灭眼下最大的敌人袁绍。这种发问方式通常只见于交谈双方彼此并不熟悉的情况下----如果郭嘉已是久随曹操，自当对曹操的现状及遭遇了如指掌，曹操若发此问，但言“吾欲讨袁，如何”即可，无须做这许多铺垫。
也就是说《傅子》是认为郭嘉与曹操初次见面时即抛出了“十胜十败”这一论调，从而获得了曹操的青睐。此说乍看似无不妥，可只是凭借《傅子》的这一记载，就可以断定其“十胜十败”之说系子虚乌有了。原因有二：
一则郭嘉对素未谋面的曹操的行事为人可能会有所耳闻，但绝不可能细致入微到卜一见面就能接连叙述出曹操十大优势的地步。这一点在《三国志•；郭嘉传》中亦可找到佐证：“（曹操）召见（郭嘉），论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由此可见郭嘉初次见曹操，不仅使曹操领教了自己的才华学识，也使自己对曹操的雄略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如果郭嘉在见曹操之前就已对其了解的如此透彻、深刻，只怕见面之后便不会再喜出望外的发什么“真吾主也”这般感慨。
二则据《三国志》可知，郭嘉投靠曹操是在建安二年，而《傅子》的这段话中却有“嘉又曰：绍方北击公孙瓚，可因其远征，东取吕布”的字样。参照《后汉书》④可知，袁绍北征公孙瓒是建安三年的事，建安三年的情势成了建安二年郭嘉口中的时局，此间矛盾，不言而喻。
因而我的观点是郭嘉的“十胜十败”只是《傅子》的篡改或再加工，历史上并不曾真的发生过。综述一下我的理由：
一是两种大同小异的“胜败论”不可能出现于同一时代、同一阵营、同一主子的不同谋士身上；
二则《傅子》中的“十胜十败”有着致命的纰漏而《三国志》中的“四胜四败”却没什么明显的破绽；
三者单纯作为史籍来讲《傅子》的权威性与历史地位远不及《三国志》，仅从裴松之注引《傅子》的只言片语上看，其内容已是多有舛误。
写这篇东西并不是刻意去剥夺郭嘉的“功绩”，只是想告诉人们书上言之凿凿的事情未必都是真的。何况郭嘉初见曹操即能使曹操认定“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其所作论述理当是可以与诸葛亮的《隆中对》相媲美的真知灼见，而不是“十胜十败”这样的浮华之辞（官渡之战有“十胜”之名的曹操如果不是得益于许攸的反水只怕也未必能将背负“十败”恶评的袁绍打得一蹶不振惭恨而死），可惜的是郭嘉的那番话没有诸葛亮的《隆中对》那么幸运可以光炳千秋，而是如大多数古籍一样湮灭无闻了。
①傅子曰：太祖谓嘉曰：“本初拥冀州之众，青、并从之，地广兵强，而数为不逊。吾欲讨之，力不敌，如何？”对曰：“刘、项之不敌，公所知也。汉祖唯智胜；项羽虽强，终为所禽。嘉窃料之，绍有十败，公有十胜，虽兵强，无能为也。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一也。绍以逆动，公奉顺以率天下，此义胜二也。汉末政失於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公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胜三也。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亲戚子弟，公外易简而内机明，用人无疑，唯才所宜，不间远近，此度胜四也。绍多谋少决，失在后事，公策得辄行，应变无穷，此谋胜五也。绍因累世之资，高议揖让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诚而行，不为虚美，以俭率下，与有功者无所吝，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原为用，此德胜六也。绍见人饥寒，恤念之形于颜色，其所不见，虑或不及也，所谓妇人之仁耳，公於目前小事，时有所忽，至於大事，与四海接，恩之所加，皆过其望，虽所不见，虑之所周，无不济也，此仁胜七也。绍大臣争权，谗言惑乱，公御下以道，浸润不行，此明胜八也。绍是非不可知，公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胜九也。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军人恃之，敌人畏之，此武胜十也。”太祖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也！”嘉又曰：“绍方北击公孙瓚，可因其远征，东取吕布。不先取布，若绍为寇，布为之援，此深害也。”太祖曰：“然。”--《三国志郭嘉传》
②自太祖之迎天子也，袁绍内怀不服。绍既并河朔，天下畏其强。太祖方东忧吕布，南拒张绣，而绣败太祖军於宛。绍益骄，与太祖书，其辞悖慢。太祖大怒，出入动静变於常，众皆谓以失利於张绣故也。锺繇以问彧，彧曰：“公之聪明，必不追咎往事，殆有他虑。”则见太祖问之，太祖乃以绍书示彧，曰：“今将讨不义，而力不敌，何如？”彧曰：“古之成败者，诚有其才，虽弱必强，苟非其人，虽强易弱，刘、项之存亡，足以观矣。今与公争天下者，唯袁绍尔。绍貌外宽而内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达不拘，唯才所宜，此度胜也。绍迟重少决，失在后机，公能断大事，应变无方，此谋胜也。绍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士卒虽寡，其实难用，公法令既明，赏罚必行，士卒虽寡，皆争致死，此武胜也。绍凭世资，从容饰智，以收名誉，故士之寡能好问者多归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诚心不为虚美，行己谨俭，而与有功者无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原为用，此德胜也。夫以四胜辅天子，扶义征伐，谁敢不从？绍之强其何能为！”太祖悦。--《三国志荀彧传》
③（刘备）因屏人曰：“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於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三国志诸葛亮传》
④建安三年，袁绍复大攻瓚。《后汉书公孙瓒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