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伐吴具有先天不足。
其一：怒而兴师，愠而致战，犯了兵家大忌。孙子兵法说：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孙武这段兵法，几乎就像是从刘备伐吴的军事行动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一般。刘备几乎没有一条不是反其道而行之——西蜀伐吴非利非危，而得与失在两可之间，身为国主的刘备却一怒而兴师；出兵后作为统帅的刘杯，又“以愠致战”焦躁轻敌，无利而动，不利不止，师老无功而不知进退，焉能不败？
其二，实力不行，首先是战将群远没有东吴强大。刘备进军蜀中的将官，赵云是够资格的名将。吴班岁是汉故将军吴匡的儿子，算是将门之后，也颇英勇善战，但和冯习、张南、傅彤等主要将领一样均非一流战将。而东吴的朱然、韩当、徐盛、潘璋等均是三国时代的百战名将。尤其是朱然，智勇双全，在东吴可称得上一流的帅才。这样一位不亚于陆逊、既可为督，又可为师，既可为将，又可为军师的人，在西蜀全军中也挑不出一个来。至于韩当、徐盛、潘璋，都是江东十二战神“江表虎臣”中的拔萃人物。刘备率领的则是一帮不入流的将官来征吴，可以说已是不战自败了。
其三，人谋失算。战争的胜负固然离不开物质基础，客观条件的制约，这是不可怀疑的。但是关键在于“人谋”。同是一个曹操，在官渡之战，以五万之兵，打败袁绍数十万雄师；而在赤壁之战曹操统帅者数十万雄兵，却被孙、刘的五万军兵打得大败亏输，输在什么地方呢？全输在“人谋”不济上。曹操大败后，连呼“奉孝若在，我是不会如此大败的。”而刘备大败后，孔明几乎同样说道：“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东行，就使东行，必不倾危矣。”由此，可见“人谋”之重要。战争是一种风险性最大的博弈，没有必胜必败。关键在于“人谋”，在于统帅的运筹、调度、指挥、决策的诸多战争艺术。
第一个失算：不该出兵。无利而危却缘怒而出。
第二个失算：不知退兵。在战争处于胶着状态，已明显不利的情况下，还不肯退兵。
第三个失算：兵力分散。首先是战线过厂的兵力分散。五万军兵分布在千里行军线上。其次是时间的宾分散，现在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讲道：“在战术范围内，单是使用军队的时间延长，就能使军队受到削弱。”在战略上也是同样。而刘备出兵到战争结束前后经理一年多时间，这本身几乎使部队的战斗力下降到最低限度。再次，空前的兵力分散，赵云部队远在千里之外预备；沿途各地均留驻军；黄权率军驻于江北警戒；因而，形成不了优势兵力，而陆逊则在反攻时，倾军出动，这是刘备迅速土崩瓦解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个失算：正而无奇。《孙子兵法》讲道：“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而刘备只知正面交战，按照常规站法来展开进攻，既无变化，也无奇兵。虽居上游，拥有水上优势，反而舍舟就步，失去发挥牵制作用。
第五个失算：缺乏主力会战意识。按照克劳塞维茨的观点来看，主力会战是实现战争目的、任务，解决问题的“唯一有效的手段”和“最残酷的方法”，是“最自然的手段”，“最好的手段”。否则就不会有从开始到战争结束都说有集中兵力的问题出现，就不会有哓亭阵前七八个月毫无意义的对峙。
刘备退入白帝城后，曾经惭愧而不平地叹道：“想不到我被陆逊打败，莫不是天意？”打败刘备的不是陆逊，而是刘备自己；刘备失败不是天意的促成，而是战争的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在播弄。两只实力相当的球队在对垒时，胜利的一方在分析积分构成时，几乎绝大多数的得分都是对方的失误，而不是自己的成功。
陆逊的成功是建立在刘备自己失误上的，刘备是自己把自己打下马背的，何必惭愧于陆逊，不平于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