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历来把中国历史解释成是一再重复的王朝循环史，这一传统的说法掩蔽了某些时期在循环表象背后发生的一些根本性变化。当然，诸王朝的兴亡确是呈循环式。凡是王朝的创立者总是一个有才干、有魄力的活动家，但是几代以后，在宫廷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子孙后裔，很可能变得软弱无能、放荡不羁。虽然有时会出现一个强悍的统治者或一个能干、忠诚的大臣来设法阻挡这种堕落，但总的趋向是朝下坡路走，直到成功的起义推翻王朝，重新开始大家所熟悉的循环。
不过，比王朝循环更为根本的是所谓的经济管理的循环。这种循环是从每个重要王朝刚建立时所共有的安宁和繁荣开始的。社会安定的恢复导致人口的增加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而相应地使收入增多、国库充实。但是，个人野心、家族影响和制度的压力这三者的结合必然迟早会使皇帝们去承担过多的义务。他们将人力和财力分散到公路、运河、防御工事、宫殿、宫廷铺张和边疆战争上。因而，每个王朝在它建立约100年后都开始面临财政上的种种困难。
为了弥补亏空，政府提高赋税，赋税大部分沉重地压在中国社会的主要成分自耕农头上。每个朝代开始时，自耕农总是占农民的大多数。但是，随着赋税的增加，他们愈来愈被迫将自己的小块土地让与大地主，而自己则沦为佃农。地主凭借与他们的财产相当的政治影响，只交纳微不足道的税，所以他们占有的土地愈多，政府的岁入愈下降，落在数目日趋减少的自耕农头上的赋税愈增加。这样，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赋税增加，岁入下降，公路和沟渠的整修被忽视，生产率下降，最后是饥荒、盗匪活动和全面的农民起义。在这同时，边防可能也被忽略，招致游牧部落越境前来劫掠。常常正是这种内乱和外侵的结合，使摇摇欲坠的王朝溃灭，为新的开端扫清道路。
这实质上是汉朝初期的模式。"好战的皇帝"武帝（公元前141-87年）赢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把中国的疆界远远地扩展到中亚。但是在这过程中，使帝国的资源耗粮过度。为了应付危机，他采取了种种措施，包括货币贬值、出卖官爵和重建国家对盐、铁、酒的垄断经营。虽然在他统治期间，他仍能设法对付支出，但他的后继者们由于纳税自耕农的数目下降而更深地陷入困境之中。大规模的起义爆发了，甚至在朝廷，各种预兆也被解释成是上帝的警告，说王朝的末日快到了。
实际上，王朝只是被王莽暂时地篡位（公元9-25年）。王莽原是很有权势的大臣，已控制朝廷约30年。他大胆处理根本的经济问题，下令将私有大地产收归国有，重新分配给纳税的农民。这一改革和其他一些改革使富裕家族疏远了他，他们激烈地反对这位篡位者。在这同时，黄河下游的灾变使数百万人无家可归，驱使破产的农民加入盗匪和叛乱活动。游牧部落也趁机利用这种混乱局面入侵中国，洗劫首都，并于公元23年在首都杀死王莽。继承王莽王位的是前汉朝皇帝的一位远亲。
后汉（公元25－222年）的历史基本上与前汉相同。在前、后汉交替之间的长期战争中，许多旧贵族和大地主被消灭。因此。在王朝复兴后的开始阶段，税收是足够的。但是，纳税农民又开始被压榨，于是，向下的螺旋运动又一次开始了。184年，中国东部和四川爆发大起义，直到215年才被镇压下去。王朝经过这次打击再也恢复不过来了。
当时的形势与罗马最后阶段的情况颇为相象。自耕农的大批死亡也毁坏了原先的农民应征军，使其为职业军队所取代。职业军首先忠于的是他们的将领，因而将领们可以对中央政府置之不理。大地主们也公然蔑视政府，他们逃税，并用种种合法和非法的手段来扩大自己的地产。无依无靠的农民们为了躲避蛮族入侵者或政府税吏，只好沦为地主们的实际上的农奴，以求得经济和人身的保障。大的家族把庄园改变为要塞，实际上在各自所在地接管了政府的统治。他们的庄园基本上自给自足，所以贸易相应地衰落，城市相应地缩小。同时，全国性瘟疫的爆发使得人口锐减，汉末仅仅只余几百万人口。比起兴盛之时的5000多万，实是微不足道。
汉末，直如上文所言，正值恢复生产之际，人口稀少，自耕家拥有大量土地，蜀国初期的经济增长是势在必形的，无论是诸葛亮为相，拟或是他人为相，国家总体都是向前发展，而正因为国家经济的发展，才使的蜀国初期有了民富兵强的景象，而刘备也赢得了当地农民、贵族的支持。
但后主继位，诸葛亮从根本上改变了蜀的体制，使之成为斯巴达式国家，兵民比为1：6，相比现在，中国130W军队，13亿人口，就可看出蜀国人民头上极其沉重的负担。到诸葛亮死后十多年，吴使访问蜀国，言“民皆菜色，亡之日不远矣。”
这是诸葛亮治世的失策，也充分说明了诸葛亮文才的不足，相比综合实力蒸蒸日上的魏吴两国。三国起点本都相同，以魏受到的破坏最严重，然而仅仅过了数十年，蜀国已露败亡之象，归根结底，即为诸葛亮一系列穷兵黜武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