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王朝有近300年的历史。读与之有关的史籍（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唐纪》等），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从唐高祖李渊开基到玄宗朝之前的93年中，发生了四次宫廷政变，而这四次政变却都牵涉到当时的皇宫城墙的北面正门——玄武门。 第一次政变发生于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是秦王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之间皇位继承权之争的总爆发。李世民和李建成、李元吉同为高祖原配窦皇后所生，李建成为长子，李世民次子，李元吉排行第四。在唐高祖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李世民先参与策划了太原起事，而起事之后，在讨平群雄的战争中，他又立功最大。但因为李世民不是嫡长子，按照传统习惯，皇位应由嫡长子继承，所以，唐高祖即位后便册立李建成为皇太子。而由于李世民能征善战，智勇兼备，已成为唐军事实上的最重要的领导人，武德四年，唐高祖特任命李世民为“天策上将”，位在诸王之上，并兼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还诏令在秦王府中设置官属。李世民自恃才能和显功，在府中开置文学馆，招揽四方文学之士，礼遇甚厚，这些人都成了李世民的谋臣策士。此外，李世民南征北讨，逐渐在府中网罗了不少勇将猛士。拥有了如此众多的谋士与勇将，秦王李世民的周围自然形成了当时政坛上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集团，直接威胁到太子李建成。建成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确保未来皇位的继承，就联合因同样有政治野心而对李世民不满的齐王李元吉，采取曲意联络唐高祖的妃嫔以为内助、加强自己的军力、收买李世民的部下等策略来强化自己并削弱李世民的势力，甚至发展到在李世民饮酒时在酒中下毒的地步。到了武德九年，李建成、李元吉和后官妃嫔更是常常在高祖耳边说李世民的坏话，使高祖渐渐对李世民产生了猜疑，局势对李世民十分不利。秦王和僚属忧惧万分，遂发动政变。公元626年7月，李世民率长孙无忌等人经玄武门入皇宫，埋伏在临湖殿附近，突然射杀了准备入朝的李建成和李元吉，然后声称“太子和齐王作乱，举兵诛之”，并派亲信“宿卫”高祖，迫使高祖接受了既成事实。三天后，高祖立李世民为皇太子，诏令军国庶事一切委太子处决。八月，唐高祖传位于太子李世民，自称太上皇。李世民即位，是为唐太宗。这就是史称的“玄武门之变”。 第一次玄武门之变，表面上看是四个参与者，高祖、太子、秦王和齐王，但实际上背后的矛盾只有一个，那就是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之间的储君之争。 第二次政变发生在唐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一月，其时武则天称帝已经十四年，年老病重，一些久已对她的“武周革命”不满、希望恢复大唐社稷的官员，在凤阁鸾台平章事（即宰相）张柬之、崔玄暐的率领下趁机起事。张、崔与左羽林卫将军敬晖等带领左右羽林兵五百多人占领玄武门，并把太子李显从东宫迎来，然后一同闯入皇宫，直至武则天所寝的迎仙宫，斩杀了武则天宠任的麟台监张易之、春官侍郎张宗昌，逼迫武则天退位，拥立太子李显重即帝位，复唐国号。 第三次是唐中宗景龙元年（公元707年）太子李重俊的政变。中宗李显复位后昏弱无能，而皇后韦氏强悍，她与武三思内外勾结，把揽朝政。韦后因太子李重俊不是自己亲生，很不喜欢他。而武三思也很忌恨他，并纵容其子驸马左卫将军武崇训和子妇安乐公主时常陵侮太子，甚至呼太子为奴。崇训还教公主去对中宗请求废黜太子，立自己为皇太女。太子终于忍无可忍，于景龙元年七月联合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等假称奉诏，率左羽林和千骑兵三百余人冲入武三思和武崇训的府邸，杀了武三思和武崇训，随即又发兵包围了皇宫，索要韦后和安乐公主。韦后闻变，挟持中宗登上玄武门门楼，调兵镇压。太子率军攻到玄武门前，中宗对军士宣告太子谋反，于是军士倒戈，反杀了对方大量士兵，太子的党羽立时溃散，政变一下子土崩瓦解了。太子逃到终南山，最后被追获杀害。 第四次则是唐中宗景龙四年（公元710年）李隆基的政变。其年六月，韦后和安乐公主等密谋毒死了中宗李显，立温王李重茂为帝。韦后想效仿武则天，于是在京畿要害部门安插韦氏子弟，广聚党众，准备废黜重茂自立，但又害怕相王、太尉李旦反对，故欲寻机杀之。相王之子、临淄王李隆基接到密告，即联合太平公主等先发制人，冲入羽林卫军，杀了韦后派来统领卫军的韦璿、韦播，占领了玄武门，随之纵兵闯入皇宫，斩杀了韦后和安乐公主。相王李旦和隆基父子二人掌握了军政大权，后来威慑少帝重茂让位，相王登基，是为睿宗。 这四次政变有个共同之处，就是各次政变成败的关键均在能否控制玄武门。在政变中，凡控制玄武门的一方即属胜利者，凡没能控制玄武门的一方最后都失败了。可见玄武门在唐代前期这四次政变中起到极其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