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先主传》载：“先主表琦为荆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玄、桂阳太守赵范、零陵太守刘度皆降。”这段记载长期被当作刘备趁周瑜集团苦战于江陵的时候，趁机据有荆南的铁证。何兹全《三国史》写道：“……江南四郡，是刘备、诸葛亮自己征来的，与孙权无涉。孙权是水军，只在长江沿岸向西伸展，江南陆上四郡，孙权兵力根本未到过。”这本书是很多高等院校开设三国史选修课的教材，其对这段历史的阐述历来很少有人提出过怀疑。
从事后的角度看来，刘备据有荆南这块根据地是已知的结果。但如果欲执果索因，得出刘备是独立拿下荆南的结论，恐怕还是过于想当然，而欠缺必要的论证过程。事实上，何兹全的阐述谬误之处在于将刘备集团和孙权集团（实则为周瑜集团）简单地孤立开来，这是潜意识中受后来三分天下的事实影响，其本质仍然是执果索因。事实上，这种方法用于数学证明则可，若用其探寻纷繁史事之后的真相，则难免缘木求鱼。人心是不断处于动态变化中的，他日之因，未必可得到今日之果，刘备征荆南之事便是显例。本文的结论是：刘备集团是受周瑜派遣进攻四郡的。
为论证这一点，不妨从事前和事后两个角度来加以简单说明。
赤壁之战，联军以周瑜为主导，刘备集团只起辅助作用，并一定程度上受到周瑜节制。这是史家共识。论者驳之，向来征引《武帝纪》中记载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这段史料。事实上这里有一个叙述角度的问题，从曹操集团的角度来看，此次南征的目的早已由首席谋主荀彧定下基调，是征伐荆州的刘表而非江东，鲁肃、诸葛亮等战略奇才纵横捭阖，促成孙刘联盟，远出曹操意料。刘备是荆州刘表集团政治遗产的实际继承者（理论上是刘琦），从曹操集团的角度出发，既然因刘表而起，记载这次战役的结局自然也只能写出刘备作为联军代表。而事实上曹操本人对自己败于何人之手亦是非常清楚，不然不会发出所谓令周瑜徒获虚名这样欲盖弥彰的感叹。关于这一点，可以参看张靖龙专著《赤壁之战研究》中《江陵争夺与曹、刘荆州之得失》一章，全文对赤壁战前孙刘联盟中孙主刘辅格局的形成过程论证甚密，最后得出结论，称刘备“一度成为江东政权的依附者”，是极有见地的不易之论。
既然联盟结构已明，那么如按老观点，便很难解释为什么赤壁战时还作为从属地位的刘备战后便突然具备相当独立性。刘备后来一飞冲天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万事俱有过程，政治格局的形成既已有繁复的原因，其变易一样要经过一个顺序渐进的过程乃至反复，并非电子跃迁那样可以一蹴而就。这便是论证战后刘备集团与周瑜关系的大前提所在。
从周瑜的角度出发，未必不知放任刘备攻击荆南最终将成尾大不掉之势，但此时的周瑜可能并没有更好的选择。控制了刘表长子刘琦的刘备在荆州具有的政治号召力非常惊人，派遣刘备集团开辟第二战场很可能是事半功倍的选择，后来的历史进展印证了这一点，四郡太守全部不战而降。而周瑜也并无从嫡系军团中分兵攻击荆南的条件，江陵战事紧急，甘宁被困于夷陵城中，周瑜尚需亲自率领大军往救，围攻江陵的吴军本部赖凌统之才方得坚守十日。主战场如此捉襟见肘，更别提开辟第二战场了。
而且，当时周瑜集团的内部已隐隐出现裂痕。仅从集团内部的人事结构来看，若需分兵，另一方面统帅自然以赤壁之战时被孙权任命为右都督，与周瑜理论上平行的三朝老臣程普为宜。但是当时周程之关系却并不和睦，甚至影响到了正常的合作，当时在周瑜军中冉冉升起的将才吕蒙事后回忆时，仍然对此心有余悸：“昔周瑜、程普为左右部督，共攻江陵，虽事决于瑜，普自恃久将，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几败国事。”（《孙皎传》）程普之任右都督，是赤壁战前孙权为制衡周瑜，在人事安排上所做的一次努力。从吕蒙的回忆上来看，这样的安排不能说没有效果，只是这效果却难称正面。当然，后来程普与周瑜的关系因周瑜优秀的人格魅力而得以达到和谐，程普甚至留下了“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这样经典的话，只不过这一转变并没有在周瑜本传中得到记载，陈寿仅仅留下“惟与程普不睦”六个字。可知两人关系之逆转很可能在江陵之战结束之后才发生，且仅仅持续了一小段时期，周瑜就突然去世。而这一矛盾之所以被陈寿特意点出，显然不能以将相和中廉颇那样简单的意气之争视之，其后蕴藏着周瑜与孙权的深层次结构矛盾。至少在赤壁之战后决定开辟荆南战场时，程普这本该最合适的人选是不可能被周瑜派遣的。直接让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刘备集团承担这个任务，这在当时是一个省力的决策，但周瑜终将为自己的饮鸩止渴付出代价，这代价就是自己的生命。
如果说以上从事前出发的分析是从人事结构及人际关系的角度来分析周瑜派遣刘备进攻荆南的可能性，那么以下将从事后的一系列具体史实来论证这个结论的必然性。
刘备攻克荆南之后，这一地区的人事安排散见于各种记载之中。其中桂阳太守由刘备集团的赵云代替逃亡的前太守赵范担任（《赵云传》注引《云别传》），零陵太守未见记载，长沙太守亦不明，刘备集团的廖立曾任此职，不过本传明确了时间明确是刘备借荆州之后（《廖立传》）。不过，周瑜在南郡之战胜利后领南郡太守，以下隽、汉昌、刘阳、州陵为奉邑，据《三国志集解》中卢弼的考证，下隽、刘阳均属长沙郡，其中《宋书·州郡志》更明确记载刘阳为“吴立”。这至少说明，刘备打下的荆南四郡中有一部分是属于周瑜管辖之下的。
武陵郡的人事安排则更耐人寻味。武陵是四郡中比较靠西的一郡，西接蜀地，而在这个时间段，武陵太守并不来自刘备集团，而是吴将黄盖。《黄盖传》载：“武陵蛮夷反乱，攻守城邑，乃以盖领太守。”这个记载紧承赤壁战后，时间约在江陵之战发生的同时。武陵郡作为从南岸进入蜀地的关键门户，自从刘备西进后便一直控制在其手中，就连建安十九年联盟在荆南发生严重领土纠纷的时候，孙权也只是派吕蒙攻击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并未触及武陵郡。后来的湘水之盟中，“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吴主传》），则巩固了这种格局，黄盖自然不可能在刘备西进之后担任武陵太守。需要注意的是，赤壁战后继续随同周瑜参加南郡会战的江东将领传记中都有类似于“与周瑜、程普拒曹公于赤壁，攻曹仁于南郡”（《周泰传》）这样的总括性记载，《黄盖传》中却并没有传主参加南郡之战的记录。有理由认为，黄盖并未参加南郡之战，而是赤壁之战后随即南下四郡并接手武陵太守之职位。这只能出自于周瑜的统一安排。南有黄盖之武陵，北有甘宁之夷陵，两岸的取蜀战略要地被控制在周瑜集团的手中，回头再来看所谓“刘备独取四郡”的传统看法，便愈知其谬了。可惜的是，黄盖“病卒于官”，既然去世时仍任太守，时间就绝不会太晚，甚至可能在周瑜去世之前。如果这个推测确实，则毫无疑问是对周瑜取蜀战略的一个重大打击，而这位与程普资格一样老，却坚定与周瑜并肩作战的三朝老臣的去世，加快了孙权分化周瑜集团的步伐。
不过，纵然刘备南下的起因是受周瑜派遣，历史事实却是刘备终于脱离周瑜的挟制。这其中，自身的军事力量是独立的基础，集团成员的共同努力则是促成这种独立的必要条件。关于刘备在赤壁之战前后的兵力，第一手资料是诸葛亮向孙权求盟时的自述“今战士还者及关羽精甲共万人，刘琦战士亦不下万人”，刘备本军的军事力量在当阳一战基本被击溃，刘琦在江夏的一万名左右荆州兵战斗力并不高，主要作为政治象征出现，此后也没有这支部队投入荆州战斗的记载。至于关羽的近万人马，是因为在当阳之溃前就和刘备分兵而行，“先主自樊将南渡江，别遣羽乘船数百艘会江陵”（《关羽传》）才保存下来的。这支部队确实是刘备手中重要的战斗力量，不过，这支部队并没有参加南下四郡的战斗，而是在江陵战场支援周瑜作战。这明显出自于周瑜的安排，若令刘备带领自己的士兵独立作战，毫无疑问是纵虎归山，这种蠢事周瑜是不会做的。刘琦的士兵不可能从夏口过来参战，那么刘备这次南下的军事力量，很可能直接来自周瑜的调拨。《吴录》记载：“备谓瑜云：‘仁守江陵城，城中粮多，足为疾害。使张益德将千人随卿，卿分二千人追我，相为从夏水入截仁后，仁闻吾入必走。’瑜以二千人益之。”可见当时刘备自己确实已没有独立的军事力量。鲁肃后来说刘备是“军败远来，无以为资”，虽然刻薄，却也离事实相去不远。
以下有两个史实问题需要考证：一，《吴录》中事件的发生时间，二，关羽军团在江陵之战时的动态。
第一个问题不难解决，显然是刘备完成了攻克四郡的任务后，重新和张飞一起受周瑜的派遣北上，参加江陵之战。这可以从战场的形势来加以推测，如果我们前面的推测成立，那么进攻江陵和南下四郡大约是同一时期分头并进的两个任务，而四郡太守全部是投降的，整个荆南战役应该并没有耗去多少时间。与此同时，周瑜的先锋部队则在南郡城下遭遇挫折。《曹仁传》载：“瑜将数万众来攻，前锋数千人始至”，这里重点记载了曹仁单枪匹马救出牛金，令吴军先锋夺气的一场战斗，这种类似小说的写法有独美传主的成分在，不过第一阶段的攻城以曹仁主动出击，吴军不利而告终则是事实。随着周瑜后续大军的到达，曹仁转为战略防守，刘备应在这一时期完成征四郡的任务，返回江陵前线。他对周瑜提出的作战计划中，强调了“仁守江陵城”与“城中粮多”，可见曹仁已经下决心死守不出，这个时候，整个江陵战役也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
对关羽军团的考证要略为麻烦一些，令人十分惊异的是，对于在江陵之战中立下大功的关羽，本传竟然一笔不书。换个角度想，如果对这个时期关羽的战斗加以记载，那么就是默认了刘备集团在这一时期其实受周瑜派遣的事实，要不然便无法解释关羽的“精甲万人”为何不随主公刘备南下四郡开拓地盘，反而在江陵帮助周瑜，和曹军打的不可开交。
几乎所有战后驻防荆州的曹操集团将领的传记中，都有和关羽作战的记载。其中最详尽的是《李通传》，其中写道：“刘备与周瑜围曹仁于江陵，别遣关羽绝北道。”这是从曹操集团角度对联军部署的客观阐述，应该说是贴近事实真相的。此处既言刘备围江陵，则战役已进入了艰苦的围城阶段，如果说周瑜本部是在“围点”，则关羽军团此时的战略目标就是“打援”，依靠着分兵时的“船数百艘”，游曳于汉江之上，阻击援军，破坏供给线。《李通传》载：“通率众击之，下马拔鹿角入围，且战且前，以迎仁军，勇冠诸将。”从这里的记载来看，关羽军团的后期战略目标还包括断绝曹仁北归之路，甚至截杀曹仁。从“以迎仁军”来看，此时曹仁已离开江陵城北撤，在半路遭遇关羽的鹿角之围，最终在李通的拼命保护下，才得以安然撤回北方。
这一时期关于关羽在江陵作战的记载还散见于各将领的记载，不过大同小异，《乐进传》载：“后从平荆州，留屯襄阳，击关羽、苏非等，皆走之。”《徐晃传》载：“又与满宠讨关羽于汉津。”由于是来自曹操集团方面的记载，对于关羽的功劳并没有客观的体现。关羽本来担任的就是侧翼游军的角色，被击走是很正常的，而诸人传记中均无与关羽交战并击破之的记载，江陵城也一直没有迎来援军与补给。可以说，这支部队完美地完成了周瑜布置的战略任务。关羽被吕蒙袭杀后，魏国官员们额手相庆，议论道：“蜀，小国耳，名将唯羽。”（《刘晔传》）并认为从此蜀国再不足忧，看来不仅仅因为水淹七军的壮举，而是早在江陵之战中便埋下了伏笔。
以上的考证再次从两个不同侧面论证了“刘备集团在江陵之战期间受周瑜节制”这个历史事实。这个时期的一个特殊人物是诸葛亮，《诸葛亮传》载：“先主遂收江南，以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对历史事实的记载是准确的，不过动机上却被做了手脚。此时诸葛亮都督三郡并非简单的先主派遣，而是肩负着为盟军，具体说来，便是围攻江陵的周瑜军团提供后勤保障的重任。史书在这里强调刘备的任命，事实上若非周瑜的统一派遣，诸葛亮是难以承担这个任务的。上文已分析过，刘备控制的两支主要武装力量，刘琦在夏口自给自足，且并无作战任务，关羽远在北道，肩负断江陵粮道之责，想必靠“打秋风”过活。所谓“调其赋税，以充军实”，目标只能是周瑜集团。
不过，诸葛亮不愧是罕有的内政天才，他处在盟军的夹缝中，不仅保障了江陵前线的给养，还成功为刘备集团的扩张打下了经济上的基础。后来，刘备集团的军事力量在这一时期骤然猛增，却没有发生严重的给养问题，这背后不能不说有诸葛亮默默贡献的功劳。从诸葛亮的立场出发，虽然他的主要任务是保障盟军给养，但他的最终目标一定是落在令刘备集团壮大之上的。
欲济大业，人谋到位之后，天命亦不可或缺。恰在此时，联军承认的荆州牧刘琦在江夏去世。刘琦一生的命运十分坎坷，从名义上来说，整个赤壁—江陵战役的目的都是为他夺回父亲的荆州，但他本人却被一直作为刘备集团的傀儡，虽然在政治号召上作用很大，恢复父亲的基业却是镜花水月。他的命运，早在被诸葛亮劝离襄阳的那一刻就已决定了。张作耀在《刘备传》中分析道：“诸葛亮劝说刘琦离开襄阳，实为刘备，而对刘琦来说，则非良策。”方诗铭先生对刘备插手荆州立嗣斗争的经过有详尽分析，可参看。刘琦去世后，他麾下的万余兵马自然归刘备统领，这没有疑问。而比这些兵马更重要的是，刘琦之后，政治地区最大的政治向心力量刘备终于可以正式地走上前台了。
《资治通鉴》写道：“刘表故吏士多归刘备，备以周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容其众，乃自诣京见孙权，求都督荆州。”《江表传》亦载：“刘表吏士见从北军，多叛来投备。”这一阶段，刘备的实力飞速蹿升，影响力甚至超出了荆州地区，“庐江雷绪率部曲数万口稽颡”（《先主传》），虽然庐江和刘备控制的地域之间有曹操的军事力量，刘备没有真正直接指挥这批人马，不过刘备当时的政治号召力可见一斑。马良、陈震、向朗、霍峻等一大批军政人才亦是在此时加入刘备集团。“荆、楚群士从之如云”（《刘巴传》）可以说并非夸张的描述。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意味着刘备集团事实上已不再可能处于之前的被挟制地位。最后的结果是我们熟知的，“刘备表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备领荆州牧，屯公安。”（《吴主传》），这笔政治交易的完成，令南郡太守周瑜的地位变得微妙。
江陵之役，周瑜苦战夺城，刘备集团的军事力量不仅未减反而大有提升，此时双方在联盟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刘琦去世这个偶然事件令刘备有了堂而皇之向周瑜、孙权要地的借口（亦可反证刘备并未完全控制自己攻克的荆南四郡），从而成为刘备集团独立的契机，那么周瑜、孙权之间一直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则使这种独立从一开始就成为必然，偶然事件只不过加快了历史事件的进程而已。刘备集团寄寓荆州多年，而江东集团第一代开拓者孙坚就是死于与刘表作战之时，两家可谓世仇深重。这种在荆州地区民心的向背则构成了刘备得以独立的隐形基础。
事实上，刘备、周瑜、孙权在这一时期组成的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政治三角。在刘备眼中，自己是刘邦，周瑜是项羽，孙权是项梁；在周瑜眼中，自己是韩信，孙权是刘邦，刘备只不过是韩信麾下的一员将领；而在孙权眼中，自己是刘邦，周瑜是韩信，刘备则是彭越英布之类的角色，虽然可怕，却可以拿来利用制衡更可怕的韩信，只可惜玩权术，孙权又岂是刘备的对手？在韩信眼中，自己的忠诚是无可置疑的，而在刘邦眼中，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刘备集团对这一摇摇欲坠的政治结构可谓动若观火，于是在他们顺势而为的努力下，三角的一角永远坠落，另两个点则渐行渐远。对于刘备集团来说，最恐怖的是，他们并没有什么出奇的策略，只是把桨往历史之河流向的方向略微拨了那么一点。在赤壁战后的斗争中，他们对于人心的把握，确实令人惊叹。而这一集团的首席谋主诸葛亮早在躬耕于隆中时就“号为《梁父吟》”，这首歌在东汉时的歌辞讲的是齐国国相晏子二桃杀三士的故事，这不得不令人反复玩味。
总而言之，如果说周瑜与孙权的关系在赤壁之战前后只是程度上有了变化，那么周瑜与刘备的关系则在这段时间有了本质的区别，这区别产生的过程基本与周瑜从巅峰到坠落的轨迹是重合的。这两位旷世奇才虽然是盟友关系，却好似两种互相斗争的生物，此消而彼长，最终以一方的彻底灭亡而告终。理解了这一点后，对这一阶段的诸多繁杂史实便能迎刃而解了。最典型的是鲁肃和关羽在湘水之盟前的一次直接对话，再清楚不过地反映了联盟双方对于这一段历史的看法：
“肃欲与羽会语，诸将疑恐有变，议不可往。肃曰：‘今日之事，宜相开譬。刘备负国，是非未决，羽亦何敢重欲干命！’乃趋就羽。羽曰：‘乌林之役，左将军身在行间，寝不脱介，戮力破魏，而足下来欲收地邪？’肃曰：‘不然。始与豫州观于长阪，豫州之众不当一校，计穷虑极，志势摧弱，图欲远窜，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州之身无有处所，不爱土地士人之力，使有所庇荫以济其患，而豫州私独饰情，愆德隳好。今已藉手于西州矣，又欲翦并荆州之土，斯盖凡夫所不忍行，而况整领人物之主乎！肃闻贪而弃义，必为祸阶。吾子属当重任，曾不能明道处分，以义辅时，而负恃弱众以图力争，师曲为老，将何获济？’羽无以答。”（《吴书》）
这段史料非常珍贵，考证“借荆州”这段公案时会被反复引用到。对“借荆州”的考证又是一个复杂的话题，需要专文论述。而在这里，我们只对其中透露出的联盟关系有兴趣。关羽在这里强调的是刘备个人抗曹的意志，所谓“身在行间，寝不脱介”，都是非常个人化的描述。而鲁肃则直接从联盟形成过程的角度来着眼，指出联盟一开始双方实力就是极端不对等的，关羽并没有反驳之词，可见对于基本事实的认定，双方都没有疑问，不同的只是看问题的角度而已，所谓“屁股决定脑袋”是也。这种不对等的结盟关系使刘备长期处于周瑜的阴影之下，虽然最终得以脱离，也给未来的联盟关系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进而成为影响建安年间政治生态的一个重要渊薮。
附论：
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是，后来三国鼎立的三家基业开拓者早年都有依附人下的不光彩历史。而这段历史也被官方史书有意无意地加以隐讳。曹操在关东联军失败后党附袁绍，迎献帝都许后才慢慢脱离，对于这段历史，方诗铭有专著《曹操·袁绍·黄巾》加以考证。孙策早年屈居于袁术帐下也并非什么秘密，田余庆《孙吴建国的道路》一文已辩之甚明。唯独刘备情况特殊，他早年历史几乎就是一部反复依附与叛变的历史，对于这一点史书并无讳词，甚至一定程度上还把这当做是刘备独特的政治魅力所在，正如陈寿史论所言，“折而不挠，终不为下”。唯独对于曾依附周瑜这段历史，史不明载，甚至不惜删掉关羽绝北道的战斗。究其原因，刘备此前依附的怎么说也是一方军阀，如今年过半百，反而屈于盟友一员青年战将之下，怎么说也不是有面子的事情。刘备此前依附过的军阀基本上都已成为冢中枯骨，唯江东孙家与刘备集团仍是牢不可破的盟友，盟友中的一方长期依附于另一方，这种历史当然是依附者要极力掩盖的。
至于孙权方面，虽然一度把刘备当成手下一将，但那毕竟是周瑜的功劳。虽除韩信，英布却自大一方，这并不能说是令人满意的结局。况且，刘备和周瑜的关系演变，与孙权对周瑜的阴谋牵扯实在太深，孙权无法做到宣传其中一条线而隐蔽另一条，无奈之下只好将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于是这段历史整个便成为糊涂账了。
刘备被称为“天下枭雄”，“枭”是善于反噬的猛禽，周瑜和孙权只不过是两个新的受害者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