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东亚补给战》承认日本经济39年就开始破产了，41年日本国内实行的是人均日仅6两主食的贫缺配给。44年日本在河南只放了一丁点粮米，随后就是吃柳叶过活，大批日军在洛阳病倒。
在湘桂作战时，饿极了的日军，甚至成片的拔地里还未成熟的稻子，连稻穗带稻杆，全部吃掉。粤汉铁路沿线，很多树上的叶子和树皮，都被饥饿的日军一扫而光，沿线没有几棵树还有叶子的。日军基层联队大量减员，很多士兵因为饥饿，连路都走不动了。
看日本和平学研会的资料，200多日本老兵回忆，在43年前很早日军就很艰苦了，吃抢来的麦粒，掘野菜吃的很普遍，作战时期，后勤常常跟不上，地里的青麦、青禾、青豆，和青蛙、蛇，是他们最好的食物。
有人会说，日军不会抢吗？是的，当然会抢。可是老百姓也穷啊。而且，没粮食吃的老百姓纷纷加入抗日队伍。越是抢粮，抗日队伍就越壮大！
日本在我国的粮食补给线，主要是长江航运和陇海铁路线，一号作战的时候就是一路沿着陇海线推进，所以一战区崩溃的格外快；南方长衡会战的时候日军补给就很吃力，等过了衡阳就丧失了战略进攻能力。
随着战争的深入持久，日军的后勤运输越来越匮乏。尽管又是“摊派”、又是抢劫，却仍然无法挽回驻华日军经济上的颓势。日伪统治区粮食奇缺，连汉奸报纸《新民报》也不得不承认：北京“米粮价格之增涨与日俱进，市民莫不叫苦，”天津“以面粉杂粮等华人主要食粮价格日见昂腾，实予日常生活上一大威胁，而渐化为重大社会问题。
“百团大战”后，伪币进一步贬值，物价如脱缰之马。日伪统治区的经济已是面临崩溃。驻华日军则供给难以维持，十分狼狈。从《晋察冀日报》1942年1月18日的一篇报道中，可以看出当时驻华北一些地区的日军已穷困到什么程度：据调查，盂城、上社、下社、椿树底、河口、耿镇的敌人直到本月十六号还未穿上棉衣，在五台山上冰雪凛冽中，穿了棉衣的我们，还感觉着冷，而素不习冷的敌人穿着单衣在雪花与朔风中，其狼狈的情形是可想见了
下社敌人曾经为了抢一个老太婆的窝窝头和大豆而打起架来，而菜蔬则以抢来的老百姓的南瓜和山药充之。老兵4人一小碟，新兵6人一小碟，每人吃不到三口便光了，至于肉，除了抢老百姓的羊牛鸡外，一个月不见荤是常事，鞋子破了便抢着和做工的民夫换，以致吓得民夫们再不敢穿好鞋了，烟卷早就不吸了，只有抢民夫们的旱烟过过瘾。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敌占区引发抢购潮，物价直线上升。这对原本脆弱的敌占区经济，无疑是火上浇油。而日本国内，则要求驻华日军不仅要做到经费自给，“以战养战”，还要更多地掠夺中国的物产、人力、变占领区为“大东亚圣战”的供给基地。
如此恶性循环下，日军的垮台乃是注定了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