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至6月，“联合国制宪会议”在美国旧金山举行。出席此次会议的代表来自50个国家，在会议期间集中讨论并通过了联合国组织的根本法——《联合国宪章》。1945年6月26日，会议举行正式的签字仪式。因中国是会议发起国(中、美、英、苏)中按字母顺序排位最靠前者，因此由中国代表团第一个在《宪章》上签字。10月24日，《联合国宪章》正式生效。自此，一个对战后国际秩序影响深远的世界性组织——联合国宣告成立。中国参与创建联合国并最终取得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地位，标志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显著提升，这在根本上取决于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同时，中国政府富有策略的外交斗争以及美国的有力支持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若没有以罗斯福为代表的美国理想主义政治家的扶持，以当时中国仍然较为贫弱的国力，英、苏两国领导人的轻蔑态度，能否取得这样的地位是要划上问号的。
中国签署《普遍安全宣言》，中国的四强地位确立
1941年8月，美、英大西洋会议期间，罗斯福便有了以美、英、苏、中作为“四警察”维持战后世界和平的设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作为主要对日作战国家的战略地位更加受到美国的重视。1941年底，美国在《联合国家宣言》文稿中，首次将中国和苏联提到与美、英并列的位置。1942年1月1日，由中、美、英、苏四国领衔发表了《联合国家宣言》，是后来制定《联合国宪章》的思想渊源之一。中国作为战时四强之一首次出现在国际性文件上。1943年8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魁北克举行第一次会议时，罗斯福说服丘吉尔放弃反对中国成为四大国之一的立场，丘吉尔勉强同意了罗斯福的“战后以美、英、苏、中为中心设立国际和平机构”的建议。
1943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之年。苏联在取得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后，又赢得了库尔斯克大捷;英美在北非扫清了德意残敌，又在西西里岛登陆，意大利法西斯随之垮台;美军在攻下瓜达尔卡纳尔岛后，在太平洋战场也取得了战略主动。为了协调盟国间的作战计划，尽快打败德日法西斯，商讨战后国际秩序问题，美、苏、英三国外长于1943年10月在莫斯科举行了会议。此次会议的其中一项重要议题便是拟定一份旨在建立战后安全制度的《普遍安全宣言》。在美国看来，这次会议是保证四强联合行动的开端。因此，美国提出中国应同美、英、苏一道作为宣言的共同发起人。与会的美国国务卿赫尔认为：“中国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作为四大国之一进行战争。对中国来说，现在如果俄国、大不列颠和美国在宣言中把其抛到一边，那在太平洋地区很可能要造成可怕的政治和军事后果。”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开始不同意，但赫尔直言相告，如果宣言不以四国名义签署，美国绝不会在一份三国宣言上签字。在美国强硬态度下，苏联最终接受了美国的建议。在通过外交途径征得中国政府同意后，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被授权与美、苏、英三国外长一起在《中苏美英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上签了字，中国的四强地位就此确立。这项宣言第一次向世界宣布要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并为后来《联合国宪章》的制定确立了一些基本原则。
在罗斯福的坚持下，英、苏才接受了中国成为四大国之一
莫斯科外长会议结束不久，斯大林提出在德黑兰举行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议。罗斯福原想邀请蒋介石参加会议，但遭到斯大林的严词拒绝。鉴于此，罗斯福只得变更计划，决定在举行德黑兰会议前，先在开罗举行中、美、英三国会议。实际上英国人的对华态度也可说是极为傲慢的。尽管早在珍珠港事件前，丘吉尔便极力推动中英合作，也认为中国在牵制日军进攻东南亚和南亚方面的战略重要性，但他并不欢迎中国成为战后世界联盟中的一个重要成员。1943年3月，罗斯福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时坚持“在解决世界问题时，需要把中国和其他世界强国联合在一起”。丘吉尔立即反驳道：“说中国是一个与英、美或苏联平等的世界强国是非常错误的。”他否决了英国外交部将中国视为“将做出最大贡献的四个领导强国之一”的提法。在他眼中，中国的地位无法与法国或波兰相比，甚至比不上“最小但古老、历史悠久和光荣的国家，像荷兰、比利时、希腊、南斯拉夫”。
就是在苏、英两国不甚合作的姿态下，罗斯福与蒋介石在1943年11月举行的开罗会议上就联合对日作战计划、战后处置日本等重要问题进行了会谈，而且论及了未来国际组织问题。中国政府就筹建联合国提出了四点建议方案：一、在联合国总机构未设立之前，由中、美、英、苏四国成立四国机构，协商四国宣言规定的具体事项;二、四国机构的经常机关设于华盛顿，也可在伦敦、重庆、莫斯科开会;三、四国机构应负筹设联合国总机构之责;四、联合国总机构的组织，由11个国家组成一个执行机关，由美、英、苏、中四国任主席。罗斯福给予了肯定回应：“中国应以平等的地位参加四强小组机构，并参与制定该机构的一切决定。”蒋介石随即表示：“中国将欣然参加四强的一切机构和参与制订决定。”。
在美、英、苏领导人参加的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详细阐述了他所设想的世界性组织的组成部分：一个由35至40个会员国组成的组织定期在各地召开会议以制定各项建议;一个包括四大国在内的十国执行委员会将处理一切非军事性问题;第三个是“四国警察”组织，“将有权直接处理对和平的任何威胁”或任何需要采取行动的紧急突发情况。但斯大林和丘吉尔并不希望建立一个世界性组织的设想，尤其不赞成“四国警察”的建议，主张在欧洲和亚洲分别设立区域性组织。最终仍是在罗斯福的坚持下，英、苏领导人才接受了上述提议。
1944年7月间，纳粹德国的崩溃已近在眼前，美国从战后全球战略考虑，将它起草的《普遍国际组织暂定草案》送交中、苏、英三国政府，并邀请三国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以讨论美国的建议并拟定新国际组织的章程。苏联以自己未参加对日作战为由，拒绝与中国一同参会。结果，又是美国居间调整，模仿开罗会议旧例，将会议分为两阶段举行。第一阶段从1944年8月21日至9月28日，由美、苏、英三国参加，第二阶段的会议从9月29日至10月7日，由中、美、英三国参加。
中方首席代表顾维钧抵达华盛顿后，曾先期会见了罗斯福总统。在此次会见中，顾维钧提及了中国的四强问题。罗斯福认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又是亚洲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在历史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因而是维护世界及远东和平的重要力量。罗斯福在会见中说道：“有了中国这个地处亚洲的强大盟国，美国就可以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放到欧洲了。你是知道的，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大规模战争都起源于欧洲。这些战争曾使其他地方也不得安宁，人民的生命和国家财产遭受骇人听闻的损失。”获悉罗斯福的真实态度后，在顾维钧主持下，中国代表团针对会议前一阶段的成果，提出了相应的补充意见。当中国代表提出维持和平与安全必须根据正义与国际公法原则，以免新的国际组织沦为强权政治的工具时，遭到英国首席代表哈利法克斯勋爵的反对，勋爵认为所谓国际公法是不明确的，当出现争端时，国际法只会引起争论。这一问题在中英双方代表间引起了激烈争论。顾维钧尖锐指出：“如果未来的联合国宪章不能代表弱小国家的利益，那还能称它为联合国宪章吗?”顾维钧凭借其精湛的国际法造诣和丰富的国际外交斗争经验，赢得了美国代表的支持，最终说服英国代表，将其列入拟定的联合国宪章内。虽然第二阶段会议实质上是出于“维护中国的声望”，而非听取重要意见，但中国代表的参会并参与实质性讨论，无疑进一步巩固了中国作为四大国之一的地位。
罗斯福建议蒋介石中国代表团代表应包括多个党派
1945年3月5日，美国代表中、美、英、苏四个发起国，邀请在1945年3月1日前对轴心国宣战、并在《联合国家宣言》上签字的国家参加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家会议。由于此次会议事关世界和平与前途的大事，中国为此进行了各方面的准备。关于代表团人选问题，从蒋介石的本意而言，当然希望由国民党包揽全部代表名额。顾维钧顾及中国在国际上需要统一、团结的形象，曾向蒋本人及宋子文、王世杰提出接纳中共代表加入代表团的建议，但未奏效。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周恩来在1945年2月代表中共中央致函负责调停国共矛盾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表示“设若国民党独占代表名额，将不仅为不公平和不合理，并将表示他们的见地是要分裂中国”。赫尔利将此事报告罗斯福。1945年3月，罗斯福向蒋介石去电称：“我愿使阁下知悉，如阁下之代表团容纳共产党或其他政治组织或政党在内，我预料不会有何不利情况，实则此种方法有显著之利益。若能容纳此类代表，在会议中必能产生良好印象，而阁下对于统一中国之努力，势将因阁下此种民治主义之表示，而获得实际援助。”罗斯福还特意举出美国代表团中就包括了民主、共和两党的代表，以委婉但又不容辩驳的姿态劝蒋转意。后又经多方斡旋，蒋介石终于确定了包括中共代表在内的十人代表团名单：宋子文、顾维钧、王宠惠、魏道明、李璜(中国青年党)、张君劢(中国民社党)、董必武(中国共产党)、吴贻芳、胡适、胡霖。
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家会议在旧金山如期举行。中共代表董必武作为代表团正式成员出席了此次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以公开身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亮相。董必武在旧金山期间，除了参加会议，还广泛接触了美国各界民众及华侨组织，介绍了解放区军民的情况，中共军队自抗日战争以来的战况、战绩，以及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等，有效扩大了中共在美国社会及侨界的影响。
综观中国参与联合国创建过程中，美国政府做到了尽力支持中国的承诺，而且在一些关键节点上甚至要得罪英、苏领导人也在所不惜。这当然主要出于其自身战略利益的考量，即在战后东亚国际秩序中，美国欲以中国为盟国遏制苏联和日本的势力，而将主要精力放在欧洲事务上。但不管怎样，这一做法于中国国家利益颇为有利，理当值得在历史书写中记下一笔。当然，我们强调美国因素也并非抹杀或贬低中国军民的抗战贡献及国民政府的外交努力，而正说明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
令人钦佩的是，罗斯福早就预料到，中国迟早会发展成一个现代的工业化军事强国，能与19世纪中叶以后日本的成长相匹敌。日本曾经成为国际社会中可信赖的一员，但后来背离了。罗斯福希望这种情况尽量不在中国重演。所以，他认为与中国保持合作的最好保证是让中国更充分地与其他强国联系起来，使其不至于自行其是。只可惜罗斯福的远见卓识在后任美国总统中极难寻觅，而其所倡导的国际合作精神，在今日更可作为中美双方减弱对抗思维的一种弥足珍贵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