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对华三原则。这三原则为﹕“日中提携﹑承认满洲国﹑共同防共。”
日本在外交谈判中坚持“广田三原则”
在双方提出了各自的“三原则”之后，中日首先在东京，后来主要在南京，进行了关于“三原则”的外交谈判。
接到蒋作宾向外交部的报告后，10月9、10日，南京政府以汪精卫为首的少数干部，对此进行了研究，并于10日向蒋作宾发出了“蒸电”。蒋介石收悉后，于13日急电汪精卫，指出：如果日方三原则“为所传要求放弃以夷制夷之外交，尊重伪满与联盟防赤之三条，则形式似较减轻，而其内容即为脱退国联，承认伪国与联盟对俄之变相，亦即实施此内容之第一步也。故其意义深重，不得不郑重考虑……我方应立对案之原则。”南京政府遂以极其慎重的态度，经过反复考虑，研究出了对案，并于18日由外交部训令蒋作宾。同日，蒋介石以杨永泰的名义，两次致电蒋作宾，对于外交部的上述指示进行了多处重要的修正：“愿与日本协议有效之方法”之“愿”字改为“拟”字;“但应于互尊主权独立原则下行之”改为“但必须于不妨碍中国之主权独立原则下行之”;“至于中国所提三大原则，切盼早日商议实行”改为“但必须于中国所提三大原则为实施之前提”;将“至于中国北部边境一带至独立原则之下行之”删去，改为“故依此原则可与日本协议有效之方法”;删去“对于在各省滋扰之赤匪”;对于“中国北部边境一带应如何防范，中国拟与日本协议有效之方法，但必须不妨碍中国主权独立原则下行之”一句，只可以作为口头说明，若其有备忘录，则依照以上所说修改之。蒋氏的上述修正，恰是攸关“三原则”特别是华北问题的重要之处。
10月21日，蒋作宾大使与广田外相在东京进行了第四次会谈。蒋作宾首先宣读了国民政府20日的文字答复，其中再次复述了9月7日中方提出的三原则、日方10月7日提出的三点要求，并表示如果日本完全实行中方三原则，中国也对于日方三原则表明答复意见;最后并严正指出：他本人9月7日代表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切条项，日本必须实行，除满洲问题以外，一切必须恢复到九一八以前的状态。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以文字照会的形式，正式向日方表示的答复意见。④
随后，广田外相与蒋作宾进行了会谈。⑤
对于中国政府的正式明确回答，广田“概括的谓为空无一物”;并再次指出：中方以日方首先同意中国三原则之后再来承认日方三原则，这“与日本政府之意思相差尚远”。此次会谈，是中日在东京进行的最重要的一次谈判。中方以再次明确提出三原则并要求日方首先实行中方的三原则，拒绝了日方的三原则;日方不接受中方的三原则，并仍然坚持自己的三原则。故此次谈判并无结果，只不过成为中日各自表达立场的机会。
10月28日，蒋作宾大使因奉命将于31日回国，在向广田外相辞行时，双方进行了第五次会谈。在谈到“三原则”问题时，广田指出：中方三原则之宗旨，与此前王宠惠所提大致相同。他并特别说明：日方三原则系经外务省与陆海军等部门充分协商后决定的，今后仍将据此进行。蒋作宾回国之后，中国驻日使馆代办丁绍伋与日本外务次官重光葵，继续在东京进行谈判，但中日会谈的主要舞台已转到了南京。
蒋作宾回国之后，南京方面因忙于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和五全大会的召开，关于“三原则”的谈判一时沉寂下来。但日本方面鉴于华北局势的迅速发展，却急于开始同南京政府进行谈判。11月11日，广田外相训令其驻华大使有吉明迅速赶赴南京，向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方面要人，说明日本方面的三原则，以努力实现日方之目的。日方主动将三原则谈判的舞台，转移到了南京。
对于日本当时急于推行的三原则谈判，中国政府在既不能拒绝，又不能接受的情况下，继续与之进行外交谈判，企图以此挽救华北危局。在国民党五全大会确定了对日方针并获得了其外交授权之后，11月20日，蒋介石在南京接见了有吉明大使。他对于日本的三原则表示：“个人意见赞成，无有对案。但三原则中之二、三两项交涉华北问题，故必须中央派大员赴华北主持军民两政，方能与日方负责人员进行商讨。”⑥
蒋氏企图以个人同意日本三原则，来制止日本策动的华北“自治”，并实质上否认其三原则的根本实行。他在当日日记中不无得意地写道：“下午见有吉对华北事，力排其妄言与威胁，乃得相当之结果。”
听者有心。日本政府抓住其曲解的蒋介石同意其“三原则”这一点，企图加速进行外交谈判，以求中方首先认可其“三原则”，进而掩护其“华北自治工作”。22日，广田外相训令有吉大使，要他抓住蒋介石既已同意的事实，继续推进关于三原则的谈判，并特别说明：此电已经与陆、海军方面进行了协商。
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之后，12月16日兼任行政院长的蒋介石，选任张群为外交部长。张群决定采取主动与日本外交当局谈判的战略：在交涉方式上，继续由两国外交官以外交方式办理;但在交涉内容上则有较大的转变，即进行中日两国关系的整体调整。他的主张其实也来自于当时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的建议。⑦
于是，中国政府在南京主动发起了与日本的调整国交谈判。
12月20日，张群部长主动约见有吉明大使，与其进行了“调整中日关系”的首次会谈。根据中方的记录，张群首先表示“愿以最大之努力商讨中日间整个关系之调整”，有吉则以现在许多小问题未解决而难求整个问题之解决，进而提出继续谈判三原则，并提出11月20日蒋介石表示过无条件赞成日本三原则的问题。张群答曰：“蒋委员长言无对案，系对三原则之实施而言，绝非无条件的赞同。”他再次提议“与其谈抽象之原则，不如谈具体之办法”，并在与有吉就华北问题进行商谈后表示：日本必须停止在华北的一切活动，否则一切问题将无从解决。可见，张群是以首先解决华北问题，再次打破了日本纠缠于“三原则”问题以及“先决定原则，再解决具体问题”的谈判企图。但是对于中方提议的调整国交谈判，有吉明先以其并无全权、将转达于政府，继以其不常驻南京等由，搪塞敷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