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广东空军北上和杭州改编
我是陈济棠统治时期广东空军七期甲班学员，在一九三六年毕业后授予飞行员职务编入广东空军第七队。当时新编的七、八两个队都尚未有飞机，应属建制飞机已由陈济棠向外国订购，但尚未运到。
那时华北局势紧张，日本军国主义正阴谋并吞华北。全国人民对于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问题，已迫于眉睫，到处掀起抗战救亡的巨浪，正在这时却发生了广东空军北上的事件。我是当事人之一，知道进行北上的串联和酝酿规模是相当大的，参与此事的人数亦相当多，遍及广东空军全部人员。此事毕竟背着陈济棠做成了。今日回过头来思考一下，才较为清楚。
在广东空军北上前不久，蒋介石派“中央”空军飞机南下广州，散发传单。要求广东空军归附“中央”。广东空军奉陈济棠命令，将战斗机装上机枪，摆出对抗态势。当时蒋介石急于图谋两广，陈济棠和李宗仁、白崇禧估计打不过蒋介石，早已与日寇勾结，这时打出“抗日反蒋”的口号，用先发制人的手段，准备出兵“讨蒋”。广东空军年轻一辈中下级官佐和士兵，认为外敌压境，民族危机深重的时刻，再打起军阀内战，必将导致亡国灭种。故对陈济棠等要准备打内战，很是反对。“中央”空军也抓住广东空军这种心理进行欺骗宣传。我今日回顾起来，这种抗日救亡心理存在，实是当时广东空军北上的基础。当时作为基层飞行员驾机北上也只获一百元港币安家费，显然不是因为“利”的问题。从这里可以反映出广东空军同当时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强烈要求是一致的。
北上之日，组织工作是比较混乱的。飞机机种很多，有些飞机航程飞不到预定目的地南昌，而且人多机少。因此，决定起飞时竟发生抢飞和争乘飞机超载事件。有一架飞机在起飞时就是由于超载而不幸坠毁。我和一批没有飞机的人员则乘火车到香港，火车到达香港后，倒有人到车站迎接，安排食宿。一些较短程的飞机，亦飞抵香港。丁纪狳当时就是驾机先赴香港，在香港集结后，集体乘船去杭州的。
广东空军八个队人员和部分飞机北上后，都集中到中央苋桥航校内，说是集训。全部广东飞行员四百八十余人编为五大队。当时名叫训练，但也没有认真的训练计划。那时原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出任中央航校校长，丁纪狳任教育长。然而整个中央航校大权实际上是掌握在政治部主任蒋坚忍手中。经过这样的安排后，蒋介石的排除异己的阴谋就逐渐显露出来。再来一招，就是对广东空军全部飞行员进行“考核”。由原中央空军航校的人员执行。考核也并非复杂，只飞一个起落，在空域中作大、中转弯这些最基础的飞行技术。但参加考核人员竟然有二百多人被评为“丙下”成绩。“丙”已经是不及格，还加上个“下”，那前途就可知道了。我当时也是成绩“丙下”。这时广东空军个个都是“瞎子吃元宵”—心中有数，知道这是排挤的花招。因此，大家对抗日救亡情绪深受打击。我们一伙年轻的都借“假期”之便，到上海游玩去了，并各自作改行打算。我们心想：我们一批由飞行员降为学员的“丙下”生转业在即，也就心灰意冷。
然而事情又急转直下。是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发生了。那时我们还在上海，突然在各娱乐场所看到发出召杭州苋桥学员返防命令。我们返抵杭州后，情况变化了。马上又不管“丙下”不“丙下”，将我们编为“中央空军”。我则编属第二十九队为飞行员，经过前一阶段的经历，我们心情并不那么平静。因为蒋介石生死未卜，各种地方势力又各自准备搞自己一套，何应钦更打算用空军轰炸西安。因此原广东空军有些人也想跑到南昌去，将飞机飞回广东。现在回想起来，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是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迫使蒋介石答应抗日，中国马上就会陷入内部混战的局面。我们也就是在“西安事变”后投入抗日战争的斗争中去的。
二、抗日战争初期的广东空军
当时“中央空军”编制第二十九队基本上是原广东空军七队的人员，共三分队是战斗机队，队长是何泾渭，在他率领下我们回到广州接收原陈济棠从美国订购的霍克—3式战斗机，这是一种双翼起落架用手摇收放的战斗机。武装有一门小炮，一挺机枪。在机身底下可加挂一副箱，也可外挂一枚五百磅的炸弹，可以用作俯冲轰炸机。我们开始接收了九架，每分队三架，驻在广州天河机场。接机后便开始训练，除驾驶飞机外还作地靶射击和夜航训练。但根本没有训练打空靶和空战格斗，到“七七事变”时，在广州就只有这九架飞机了，我们平均是两个飞行员一架飞机。
抗日战争开始不久，大约是1937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左右，广州时常发出空袭警报，我们也平均每三天战斗值班两段。当警报发出后，我们都进入战斗准备，有时还将发动机摇动起来。当时飞机发动是靠机械人员手摇后起动的，十分麻烦。由于多次警报又不见敌机来，总是啼笑皆非，但是我们总是认真地作好准备对付的。
一天清晨，已经发过好几次警报后，又发警报了，我在值班就准备起飞，我机机械士已经将飞机摇起动了。正在这时，机场上空机声隆隆，我抬头一看，六架双引擎的日本轰炸机已经来到。我急忙跳进机舱，连保险带还未扣上，便开始和其他飞机起飞。我起飞时炸弹已落到机场上，我的一名机械兵被炸牺牲了。我推满油门起飞，拼命将轮子摇起来，但机身下仍挂着大付油箱，又不会去拿掉，这样爬升同时向东转去。这时我们九架飞机各自为战，自己去抓战斗对象。当时日机也很死板，他们由东(台湾起飞来)进入广州，炸天河和白云机场后，向南经河南折回向东。我那时已发现日机，我推大油门接近它，这时日本机上的机枪向我开火，曳光枪弹射在我机周围，清晰可见。由于日机是三机编队的，因此火力相当密。我继续上爬，在新洲附近，我才占高度优势，就由上向下攻击日机，但又没有空靶射击经验，只对机身开火，又不理解修正提前量，没有奏效。
这时邓从凯上来了，和我两人轮番攻击，也没有效果。看看已过虎门，一次，邓冲下去后，在日机后方拉平，开了机枪咬住日机不放，一架日机轰燃一响，一团火光掉了下去，但邓突然返航。我以后才知他飞机被击伤。这时谢全和跟上来。我一想，原来拉平攻击有效，我对日机剩下编队左机进行攻击，这时我越打越眼红了。飞机冲得很近，我看击中日机，油箱油漏出来象一条白龙，但没有着火。我正再次攻击，我机突然一响，我付油箱主油箱也被击中，油冒出来，也拖着一条“白龙”。我估计日机是回不去了，我便回航，推头俯冲，加大速度到机场边，飞机油尽停车，滑翔降落。这时机场建筑物全被炸毁，机场一坑一洼，那天只好搭竹棚住了。那天是日本木更津航空队来袭的，结果日机损失两架，一架坠落在珠江口我省境内，这是广州市第一次空战，我机没有损失。喜讯传开，广州市人民十分兴奋，给我们全队慰劳，每击落敌机一架的有一千元慰问金;又用汽车运来大量罐头、汽水及其他慰问品，表达广大人民对抗日战争的热情，使我深受感动。
自从首次空战，日机失利后，有近一个月日机没有再来，再来时是夜袭，机数只有一两架。有一天，又是我值班，这次，起飞较早些，我们起飞三架，各人分一个空域等候。那时没有无线电指挥，全靠个人根据情况处理。日机没来时，探照灯照亮天空，怎知敌机临空时探照灯却熄灭了。我们变成了瞎子，到炸弹响了，地面汉奸放讯号弹，才知机场又被炸了，但看不到飞机。突然在我侧方出现引擎火光，我一转弯便照火光开枪，但突然又什么也看不见了，瞎转一气，只好着陆。那晚，一无所获。我们一架飞机因忘了放起落架，损坏了一付螺旋桨，幸而飞机修理后还可以用。但日机从第二天起又不来了。
有一天我轮休，在广州西关朋友处住宿。早上听到拉警报，我出来看，见我们九架飞机全起飞了。这次来袭的是日本从三灶岛航空母舰和基地起飞来的九五、九六式战斗机，总数又近80架。那天我们的飞机，是何泾渭领队的。一向我们不注意有战斗机飞来的可能，因而思想很不警惕，而且我们对空战一点经验也没有。日机却较有训练，他们背光借散云掩护，突袭我机。当时何泾渭的僚机(驾驶员是关万足)被日机击中起火。他跳伞时伞也着火，他浑身被烧伤，降落后即被送到医院抢救，因伤重在医院牺牲了。这次我们损失四架飞机。下午我回机场值班，这时只有五架飞机了。自此以后，日机轮番前来，我们空战下来还未加油，日机又来了。我们虽有飞机补充，但机数太少，只好改在从化机场加油来广州作战。那天我在广州和日机遭遇，我刚咬上一架却又被另一架咬住，我下滑倒转脱离了。但日机已开枪，我这样在众寡悬殊下打了一次。回从化加油时，飞机被击穿很多弹孔，一直补了一天。那次战斗以后，五架飞机剩三架了。飞行员跳伞脱险，有的牺牲了。队员减少，我以少尉军衔升任了分队长。广州站不住了，我率领三架飞机转到韶关驻扎。起初还有飞回广州作战，后来日本九六式挂了付油箱到韶关来找战，这时二十八队也飞来两架不收起落架的霍克—2飞机;由一姓陈的分队长率领，共同驻防韶关，那两架霍克—2和我分队一架先后被击落。这样过了几个月，飞机交四大队。1938年初由黄新瑞中队长率领我们回广州另接一批英国格式机，那是经香港运来的。那种格式机是双翼的战斗机，发动机有七百马力。装有四挺快速机枪，是一种战斗性能相当好的飞机。这样，我们又开始另一段战斗生活。
那时广州天河机场已经被炸毁，如在天河机场安装飞机，势必招致日机的轰炸。因此，安装格式机只好在原中山大学天文台附近竹树林中进行，安装好了推上公路，在公路上起飞，飞到南雄训练。由于南雄机场太小，住地又不够，结果飞到衡阳去训练。二十八队(队长陈瑞田)也在衡阳，飞行员都经历过不少空战。因此，这次训练比较踏实，除了掌握飞行技术外，还打空靶，练习格斗。这种格式机性能对当时日本九六式战斗机来说不相上下，而且格式机还有一些优越性，例如：格式机飞上高空，马力能基本正常，日本九六式一爬到高空，马力显著下降。当时有两位队长一叫黄新瑞，绰号“水牛”，是美洲归国华侨。另一个是我们的队长陈瑞田，也是归国华侨。他们作战英勇、敢拚。经过这一训练，大家很有信心。我一队三个分队长，一个是我，另两位是邓从凯和谢全和，都有一定战历。
四月十三日那天，日机三十六架来犯，我们十八架两队全部升空迎战(这时天河机场已修好，可以用了)，我们起飞后，迅速爬高到六千米高空，那次战斗很激烈。邓从凯作黄新瑞僚机，就在日机咬住黄新瑞开枪时，邓从凯将日机击落。但黄新瑞却被击伤手指，被迫返防，邓再继续击落一架日机。我在进入战斗后，僚机却不知那里去了。这次我也击落一架九六式日机。这次战斗击落日机共七架，我们却牲牺了四人。我记得年刚二十的吴伯钧就是那次战斗牺牲的。对他的葬礼仪式也很隆重，安葬在十九路军坟场后的墓地。那时香港陆续补充飞机，因此二十八、二十九两个队始终能保持十八架格式机。队员中也开始有两位北方人。
那次有名的空战之后，我们又开始在南雄、广州、南昌游动战斗，队员也有在两地牺牲了的。日本飞机又加紧对我们轮番攻击。他们仗恃数量优势，找我们作战，我们就是在这样情况下坚持，直到苏联志愿空军到南昌，战斗便又进入另一阶段。
以后以南昌、后来又在汉口作为基地，继续作战。情况将另文追忆记述。
在我经历中，我认为蒋介石是不抗战的，但是我们中下的战士却是真心实意地对日寇作战。我所在的二十九队，我所知道的二十八队，上至队长下至飞行员都在历次众寡悬殊的战斗中打得很艰苦。如二十八队一位队员陈其伟用霍克—2和九六式在韶关战斗，从高空战到低空，在性能不及日机情况下，顽强战斗，终于被打断双腿，最后在南雄牺牲。陈瑞田后来在桂林面对数量十分悬殊的日机群时，毅然冲过去拚死格斗，飞机着火后才跳出，结果人身、伞均着火，他现仍健在美国，在邮局工作，面孔却象《夜半歌声》电影中的角色宋丹萍一样。我的队长爱国华侨黄新瑞转战南北，最后在成都空战中遭遇性能比我机优良得多的零式战斗机，艰苦战斗，头部中弹，竟被炸飞而英勇牺牲。还有两兄弟陈桂林(广东七期甲)、陈桂文(广东七期乙)是南洋归国华侨。出于爱国，其父送他们回国习航空。成都空战时，陈桂林英勇牺牲，他老父回国将寡媳孙子接去，嘱咐小儿子陈桂文要坚持战斗，结果小儿子又在昆明空战中英勇牺牲。而老父又只默默地回国来接去孙子和媳妇。其爱国献子精神，使我不能忘怀。又如我的老战友邓从凯，他在成都空战中，不畏日机编队的强大火力，英勇冲入轰炸机机群，将日本长机击落。后发现日长机飞行员带着日本天皇御赐“轰炸之王”配剑，而他自己也牺牲了。他那时才二十三岁。想起这些为中华民族存亡，洒尽最后一滴血的比翼战友，我为他们牺牲而感到光荣，他们的业绩应该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