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里的吴用，是一个足智多谋、善于用计的人。“智取生辰纲”就是他用计的代表之作。“智取生辰纲”整回书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写杨志押送生辰纲出发前的准备、人员选择、配备及护送方法，这里表现了杨志奉命押送的小心翼翼、精明强悍的性格，突出了他的“智送”。在人员配备上，梁中书夫人派老都管及两个虞候同行，又为以后的矛盾产生埋下了伏笔。第二部分即“智取”，这部分是这回书的中心、高潮。“智取生辰纲”这回书，在结构上的特征可用十二个字概括：一个中心、两条线索、多种矛盾。
这一个中心是：“智送”及“智取”生辰纲，突出在一个“智”字上；两条线索是一明一暗：明线是杨志一伙采用伪装、严密防范，以期完成生辰纲的“智送”，暗线是晁盖、吴用一伙巧妙装扮，设下圈套，决意“智取”生辰纲。明线是文章的重点，用了大量的篇幅来写。暗线一直被隐去，但一直又在暗中针对情况的变化在调整。明线突出了杨志的精明、狡猾的个性，并渲染了杨志同众人之间的矛盾。暗线则表现了吴用的聪明才智、计策缜密，说明了晁盖等七人紧密团结、同心协力。这两条线索在黄泥冈上交织，形成了故事的精彩高潮。
多种矛盾则体现在多方面：就“智送”与“智取”而言，“智取”是主要矛盾，即以晁盖、吴用等七人为一方与梁中书为主、杨志为附庸的另一方的对立矛盾，或曰阶级矛盾。“智送”是次要矛盾，即押送人员的内部矛盾。对于这价值连城的生辰纲，一方严防，一方夺取，双方又狭路相逢于偏僻的黄泥冈，一般应是“力取”，一场你死我活的拼杀在所难免。然而作者不让我们看到这些，而用的是“智取”。这“智取”该如何取法呢？作者又故意吊读者的胃口，只让我们从晁盖的嘴里知道是“好妙计，不枉了算你做智多星”。读者根本无法知道吴用所说的“如此、如此”的具体内容。作者笔锋一转，却大书特书杨志的“智送”。按常规，主要矛盾是作品着力之处，晁盖、吴用等七条好汉是这场斗争的主角，理应放在突出的位置上，用较多的篇幅来写。然而，作者在这里却一反常态，把次要矛盾当做主要矛盾来写，而且写得具体、生动、错综复杂，但对主要矛盾的刻画却惜墨如金，只是作暗线处理，看上去似乎喧宾夺主，但读完之后，读者便能立即悟出这其中的无穷奥妙：明写、详写杨志的精明能干，正是反衬出吴用的足智多谋；明写杨志一伙的重重矛盾，愈暗示押送的艰难、智取的成功；明写天气酷热，则预示计谋的高超。先写次要矛盾是为后来写主要矛盾服务的。全文是由次要矛盾引出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因主要矛盾而发生、发展，以至激化。而主要矛盾又为此提供了解决的条件，两者既是对立又是统一的。写明线正是为了写暗线，写次要矛盾正是为了写主要矛盾。如先写吴用如何用计、事态又如何按照预料发展，以致计策如何实施成功的话，不但索然无味，而且不利于突出吴用随机应变的本领。正因写明线，结果才让读者顿悟吴用妙计之妙，意趣横生；既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
对次要矛盾的描写，作者又采取了多层次的方法。这里既有人与天气的矛盾，又有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人与天气的矛盾，又是导致人与人之间矛盾的重要因素。正因为杨志要避开强人的作息时间，所以选择天热时赶路，而军健们因天热、劳累需要休息，酷暑难行，这怎么不产生矛盾呢？杨志与军健之间的矛盾，又是这次要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因为杨志的“智送”主要是通过众军健来完成的。军健们不送了，杨志的计划就泡汤了，计划一泡汤，杨志想通过押送成功而实现光宗耀祖、仕途辉煌的美梦也就破灭了。因跟不上队伍，屡遭杨志辱骂，这就形成了两个虞候与杨志的矛盾。军健们诉苦、两个虞候调唆，又得到老都管的同情，这样一来，他们之间无形中建立了“统一战线”，这既助长了军健们的反抗，又预示了老都管与杨志的矛盾。这三组矛盾纠合在一起，产生、发展，在黄泥冈到达顶点。“智送”的失败也就成定局了。这三组矛盾连环紧扣、曲折惟妙，促进了“智送”队伍的瓦解。杨志与众人之间离心离德，这就给吴用的“智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智取”的成功，也正是建立在“智送”的基础上的。最终，杨家将后裔的杨志也只能因输给吴用这个山野村夫而一步步走向深渊，落草为寇成了他最后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