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投降，日本在华先后扶植了伪满洲国、伪维新政府、汪伪国民政府等伪政权，这些势力之下组织有诸如“皇协军”“华北治安军” “和平建国军”等名目众多的部队，这些军队有个共同的通称——伪军。
一般而言，伪军中多属投机倒把、浑水摸鱼的“骑墙派”，不仅战斗力低下，而且也是军统或中共地下党重点策反的对象。不过有三支部队却是伪军中的例外，他们虽背景不同，驻地各异，但都在主观或客观上为日军效力颇多，可以说是为侵略者最卖命的三支汉奸部队。
“黄卫军”：军统与黄埔军人之耻
建立于20世纪20年代的黄埔军校是国共两党名将的摇篮，抗战时期，有无数的黄埔军人冲锋在保家卫国最前线。可黄埔生也并非铁板一块，尤其在民族危亡之际，不少黄埔出身的将领也走上变节附逆的歧途，成为黄埔败类。曾经活跃于武汉一带，为日军甚为卖命的“黄卫军”就是一支以原军统人员与黄埔将领组成的伪军。
“黄卫军”的统帅熊剑东并非黄埔出身，诸多史料皆载其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熊剑东早年在复兴社特务处(即后来的军统)处长戴笠手下任职，淞沪会战期间，戴笠在杜月笙的帮助下成立“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熊剑东出任淞沪特遣支队司令。
1939年3月，熊剑东在上海活动时被日军俘虏，随后变节投敌，并于1940年12月受命在武汉地区组织一支伪军部队。众所周知，日本为了使其侵略亚洲其他国家的行为“师出有名”，战争期间大肆鼓吹“大东亚共荣圈”“大黄种主义”等理论，附逆的熊剑东为迎合讨好日军，将自己的部队命名为“黄卫军”。
“黄卫军”的建军宣言与日本侵略者保持高度一致，冈村宁次于1941年4月向熊剑东补给800支三八式步枪， 20余挺轻机枪，以土匪、地痞、溃兵为基础组建的“黄卫军”正式挂牌成立，熊剑东自立为军长。该伪军建立时下辖3个团，1个特务营，由于人数不多，团以下不设营一级编制，直接由团管辖到连。该军的参谋长李果堪也是原军统人员，曾任军统汉口站站长，后因武汉区的军统站被日本宪兵队破坏，含区长李果堪在内，大批特工被捕，随即变节投敌。
此外，“黄卫军”中的将领还有诸多黄埔生。参谋处处长邹平凡毕业于黄埔六期，1933年曾参与过长城抗战，抗战初期军衔已升至少将，但不久后因失职事件被撤职查办，于1941年出逃附逆，被蒋介石下令通缉。邹平凡的同期同学罗涤瑕任副官处处长，第二团团长王翔龙毕业于黄埔七期，算是邹、罗二人的学弟。
在1941年的几场战斗中，“黄卫军”只有在日军的策应下才能获胜，可见其战斗力并不高，但因其肯卖命，依然得到了日军的赏识，决定将其扩编为两个师，下辖官兵约8000人，枪6000余支。此后，“黄卫军”的任务“逐渐转为对新四军在湖北的部队进行扫荡”。
1942年8月，“黄卫军”奉命改编为伪陆军第29师，由邹平凡出任师长。而伪军事院校的约3000人被熊剑东带到上海，改编为伪税警总团，团长为大汉奸周佛海，熊剑东任副团长。这支部队“由于经费充足，装备精良，发展很快，在抗战结束时有1万多人，成为汪伪最精锐的部队”。
抗战胜利后，熊剑东的部队被军统所属的交警总队收编，熊本人被任命为交通警察第7总队少将总队长，不久后投入内战。1946年8月，熊剑东率部进攻解放军，战斗中负伤被俘，不久后死亡，结束了其可耻的一生。
吴化文部：集团型伪军中的悍匪
抗战初期，山东曾是著名的第五战区，徐州会战的主要战场，振奋全国的台儿庄大捷就在这里打响。但随着徐州失守，山东到抗战中后期也成为国民政府权力的真空地带，同时也是关内伪军人数最多的一省，其中规模最大，也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吴化文部。
吴化文是冯玉祥的西北军出身。1929年，吴化文奉冯玉祥之命在韩复榘军中任联络参谋。中原大战爆发后，冯玉祥站在反蒋阵营，而吴化文却跟随韩复榘投靠蒋介石，对冯反戈一击。
西北军统帅冯玉祥是有名的“倒戈将军”，其麾下也出了诸如韩复榘、孙良诚、石友三、吴化文等一干倒戈将领，其中孙、石、吴三人更是突破民族底线，投靠日伪。徐州会战后，身为独立第28旅旅长的吴化文积极收编地方武装，扩充实力，很快将独立旅扩编为师。
吴化文从1942年春开始通敌。当时日军大举扫荡山东国军，于学忠部遭受严重打击，吴化文此时已和日军达成默契而作壁上观。随着山东国军势力日渐式微，日军已不满足于与吴化文用暗通款曲的方式合作，他们要求吴化文公开投降，诱降的同时，日军还对其发动军事进攻逼迫其就范。
吴化文在日军攻击下节节败退，招架不住之时他与重庆政府和军统取得联络，军统出于对敌伪进行利用的策略考虑，吴化文“接到戴笠类似‘曲线救国’的密谕”。不过戴笠与蒋介石这回失算了，因为吴化文并不听话，他在得到这层保险后，对部下说：“现在我们投靠了日本，将来如果日本打胜了，我们自然无问题。如果中国打胜了，我就拿着这封电报去见蒋介石。”
1943年1月，吴化文正式公开投敌，其部被改编为“和平建国军山东方面军”，吴任上将总司令，日本人新荣幸雄担任其顾问。同年4月，吴部改编为第三方面军。据刘熙明所著《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一书载，吴化文部改编后“兵力约一万多人，南京除增加军饷及装备外，张步云伪军也一度编归他指挥。1944年春，吴部有一万九千多人，在日本及汪伪政权的全力支持下，成为山东实力最强，又最重要的伪军集团”。
抗战胜利后，与许多投降的伪军一样，吴化文部得不到国民政府真正的重用。起初，吴化文的部队被收编为一个军，1946年春被降编为第七纵队，“吴为司令，共一万八千人，一万五千支枪”。几个月后，吴部再次被降编为第二保安总队，从“正规军”沦为地方保安武装。
1946年夏季，蒋介石密令王耀武，让他召见吴化文，并以违反军令罪将其“就地正法”，但因消息走漏，吴化文拒不来见，躲过一劫。1948年济南战役打响后，吴化文已决定起义，在对部属进行一番思想教育后，于9月21日率领两万余人战场起义，济南战役最终以王耀武被俘，山东国军全部瓦解而告终。
“铁石部队”：日军军官实际指挥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就开始实施占领东北的侵略计划，并于1932年扶植伪满洲国。伪满虽属傀儡政权，却也在名义上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伪满军在日军的严密控制下，与国共之疏离关系，这与关内伪军和国府或中共频繁的互动根本不同”。成军于战争末期的“铁石部队”就是其中的代表。
“铁石部队”的建立与日军在战场上日渐恶劣的形势有很大关联。1944年末，日军在太平洋、缅甸、滇西等战场均节节败退，损兵折将，为解决兵力不足的问题，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下村定与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签订了“满华国境地带治安肃正协定”，其中即有借助伪满部队来维持冀东地区治安，以便抽调出更多的日军投入战场的指示。
关东军根据协定命令伪满洲国抽调其“精锐”部队进驻河北冀东地区，部队命名为“铁石部队”。这支部队虽在名义上属于伪满政权，但实际上是一支由日本人、中国人、朝鲜人组成的混成部队。日本华北方面军拥有实际控制权，部队中所有军官里，日本籍的军官占1/4。而士兵来源则是原伪满洲国的部队，基本上是中国人与少量朝鲜人。
“铁石部队”进驻冀东后，主要用于防范冀东一带的抗日武装，期间与国共两党的抗日部队都发生过小规模战斗，但始终未取得显著战果。之所以将其列入最为日军卖命的伪军之一，主要是这支部队在战争期间对日军的“忠诚度”相当高。从大环境上来看，到了抗战后期，已有大量伪军感到风向不对，开始向国民政府或中共的抗日武装频频示好，积极争取反正投诚的机会，而“铁石部队”直到战争结束前都没有出现这类情况，这在伪军中很少见。
1945年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颁布“终战诏书”，标志着日本在这场战争中彻底战败，同时也宣告了“铁石部队”等伪军的终结。“铁石部队”在一夕之间土崩瓦解，日籍军官大多投奔了驻唐山的日军部队，而中国军官则开始寻找新的靠山，例如原伪联络部少校王化兴偕同近30名中国籍军官率部投靠军统高参刘梦黎，其部改编为“东北保安独立支队”。
不久后，国共内战的硝烟在东北燃起，原“铁石部队”改编的各部皆投入战场，最后，基本在辽沈战役中被解放军歼灭殆尽。自此，曾号称伪满精锐的“铁石部队”及其余脉彻底灰飞烟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