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的庙堂性的留念修建中，留念关羽的比留念诸葛亮的要少一些，但在民间的留念，关羽又远远超越诸葛亮，旧时，我国农村简直每村都有关帝庙。
假使遵从真实的前史，诸葛亮与关羽绝对不可能变成三国前史的轴心。尤其是关羽，文治谈不上，武功有得有失，特别是失荆州一役，竟惨败在吴国小将吕蒙手下，使正本实力最弱的蜀国落井下石，从此一蹶不振。
可是，民间的回忆与前史的回忆并不是一回事。前史重功劳，民间重品德。
一个因自个的轻敌和孤僻而让敌人割了头颅的败军之将，为何变成众星捧月的英豪？岂止是通常的英豪，他自宋以后被很多皇帝追封，在明代达到了“圣”的位置。
其时，文圣是孔子，武圣则是关羽，一文一武，堪为万世师表。从这一点说，我国的武将们，没有一个可以超越他，即便是前史与民间都很垂青的楚霸王项羽，也不能与关羽对比。
对比之下，三国的头号政治家曹操以及关羽一直效命的刘备，也显得相形见绌了。
不过，关羽的武圣同孔子的文圣对比，多少有点底气不足。
在前史中，凡集学识之大成者，谓之硕儒，谓之权威；凡集品德之大成者，则谓之宗师，谓之圣人。
权威乃人之极品，而圣人则已不是人，而是神了。我国人尽管擅于造神，但并不是随意什么人都可以被捧到神的位子上。
关羽之所以成了神，有两个人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一是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二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
先说朱元璋。这位和尚出身的农人起义军首领，发明了大明王朝以后，便把“忠孝”二字定为立国之本。忠孝为本，耕读传家，是明代人广泛遵从的品德准则与用世规律。
万历首辅张居正曾写过一幅对联：“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把朱元璋的帝治思维，论述得清清楚楚。
在忠臣孝子被视为社会榜样的文明环境下，明代的文学艺术著作自觉不自觉地都会服务于这一思维束缚与文明语境。
大概成书于明嘉靖年间的《三国演义》，便带上了明显的时代印记。用时下的观念说，罗贯中先生创作的《三国演义》是一部服务于帝王思维的主旋律著作。
但不相同的是，罗贯中没有给他笔下的人物贴标签、画脸谱，而是遵从文学创作的规律，让那些在宏阔前史画卷中粉墨登场的人物，个个绘声绘色，活灵活现，他们既是前史人物，又是文学典型，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下二三十位。
但全书贯穿的思维，一直离不开“忠孝”二字。刘备忠于汉室，诸葛亮与关羽，一个文忠，一个武忠，又一直对刘备赤胆忠心。
数百年前，我国没有哪一部小说，可以像《三国演义》这么家喻户晓，究其因，一是三国那段前史波诡云谲；二是小说中人物生动传神；三是其宣传的忠孝思维，一直是我国人行世的品德追求。
应该说，由于有朱元璋的忠孝立国思维，由于有罗贯中的生花妙笔，才有了关羽成圣成帝的可能。
客观地讲，诸葛亮与关羽两位忠臣，都刻画得极好。在文人的心目中，诸葛亮的位置更高，杜甫诗句“班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豪泪满巾”，道出了一切读书人对他的敬重与思念。
但诸葛亮一直只能是“道统”中的榜样，而关羽则不相同，抬举他的，热捧他的，是历朝历代的“政统”。
对比于道统，政统有着愈加强壮的影响力。道统发起风气，政统发起习俗。以此论之，诸葛亮是风气中人，而关羽则是习俗中人。
客观地讲，罗贯中刻画的诸葛亮与关羽都很成功，但为何诸葛亮不入政统的高眼呢？
这乃是由于，文臣与武臣是有不同的。文臣忠于社稷，忠连着忧患。武臣忠于朝廷，忠却连着愚。
与忧患相连，忠是有条件的；与愚相连，忠是无条件的。任何时候，对于政统来讲，愚忠老是最受期待。
关羽的履痕所在，我去过不少。从他的故土到他殒命之地，从他被塑为“战役之神”的官渡到他兵败如山倒的麦城。
每到一处，凭吊之余仍是凭吊。可是，当我于秋风中到了诸葛亮撒手人寰的五丈原，却难免慨叹唏嘘，当场写下了一首七律：
卧龙离去谁弹泪，蜀水巴山响杜鹃。归辇犹闻笳鼓壮，卷戈谁抚铁衣寒。苍天不遂英豪志，大地空留勇士篇。难信金瓯能久缺，陇头司马定华夏。
这首诗写于2007年的10月，尽管过去了5年，我思维的脉络没有任何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