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并非一次偶然事件，而是与当时中国和日本的形势紧密相关。日本的目的，就是打断中国的复兴进程，并企图灭亡中国。
担心中国复兴
1934年4月，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了一次著名的内部演讲，史称 “天羽声明”。他宣称：鉴于日本在对华关系上具有“特殊地位”，因此对中国和整个东亚大陆也就负有“特殊责任”，“为了维护东亚的和平与秩序，日本有责任单独行动……并反对中国采取任何以夷制夷的政策”。假如其他欧美国家希望给予中国政府以经济、技术以及军事方面的援助，势必会“给日本和东亚带来严重后果”，东京将采取坚决抵制的态度。
日本独占中国的企图，恰好与中国的政治再统一发生于同一时期，并迅速形成对立。国际关系史家入江昭在其代表作《帝国主义之后》中指出：30年代的日本当局目睹南京国民政府的民族主义攻势、蒋介石统一全国军政的努力以及与欧美强化关系的尝试，焦虑感一天天加深。中国即将在国民党领导下恢复经济和政治统一，成为一个独立、亲英美的大洲级陆上强国，彻底排除日本的军事蚕食和经济渗透，这样一幅图景令本身仅是一个中等强国的日本倍感恐惧，生出了加以阻挠的愿望。1936年8月制订的《国策基准》，宣称要在东亚大陆推行“共存共荣主义”，排除苏联威胁、实现“日满中三国的紧密提携”，并逐步向南方海洋进军。这意味着扩大侵华方针的确立，避免与英美为敌的传统也已经被颠覆。 3个月后，日本还与德国缔结了《反共产国际协定》，从而完成了亚欧军国主义的合流。
关注中国军事
在中国的复兴浪潮中，日本最关注的是军事现代化进程。到30年代中期，德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与日本平起平坐，中国也成为德国军火最大的买家之一。
1936年，德国向中国出口的武器占其军火出口总额的28．8％，长期以落后挨打形象出现的中国军队开始接收包括新型榴弹炮、轻型坦克、鱼雷快艇、水雷、机枪、轰炸机、钢盔以及通信器材在内的各种作战物资，物质和精神面貌都有了显著改善。前魏玛共和国陆军统帅部长西克特及其顾问团还提出要为中国编练60个德国编制、德式装备的步兵师，在6年内完成。至1937年中日开战前，已经有4个师完成了德械换装，另有15个师结束了编制调整。1936年日军参谋本部在修订年度作战计划时，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军备不断发展，过去那种局部作战行动恐怕难以达成目标”的顾虑。
中国国防力量的强化并非此际日本面临的唯一考验，莫斯科同样也在强化驻远东地区的兵力。 1932年，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宣告完成，国防工业实力有了显著提升；为应对伪“满洲国”的出现给边境防御造成的压力，斯大林下令将一批新的机械化部队和骑兵调往远东。截至1934年夏，远东苏军兵力已上升至23万人；而日本驻满兵力只有5万人，即使加上驻朝鲜的兵力，也不及苏军的三成。日军参谋本部认为，只有当驻满洲的兵员和飞机数量达到苏军的八成以上时，交战才有获胜的希望，而日方尚无能力在短期内填补兵力缺口。尽管此际苏联才是日本的第一假想敌，但日本入侵苏联的意愿明显小于侵华。
加快侵略步伐
值得一提的是，面对日本的扩张态势，莫斯科采取了一种姑息和诱导的态度。在纳粹党于德国粉墨登场且公开打出反共旗帜后，苏联红军不得不把三分之二以上的陆上兵力留在欧洲，防卫远东的能力因此受到了限制。为缓解日本的“北进”攻苏倾向，苏对日不断作出让步。斯大林甚至默许伪“满洲国”在苏联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和赤塔设立领事馆，还暧昧地表示愿以承认“满洲国”换取日本接受外蒙古的独立地位。
斯大林老辣的手腕没有白费。到1937年初，大多数日本军人和政治家都认定：入侵中国的迫切程度和成功率远高过对苏开战，南京政府在“北海事件”和“绥远事件”中的强硬姿态也坚定了日方扩大对华挑衅的决心；4月16日，林内阁四相会议通过《第三次华北处理要纲》，决意不再寻求与国民党当局建立防共军事同盟，而要加快推进华北五省脱离中国。
6月9日，驻德大使东乡茂德发回电报：孔祥熙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已于即日抵达柏林，将会晤希特勒、戈林等纳粹要人，据悉将签署价值1亿马克的军火贷款协议。三个星期后，该代表团又转往美国，在华盛顿与美国财政部进行白银出售谈判，预备以此项收入转购黄金，换取美方5000万美元的贷款。
就在中美达成白银协定的前一天，1937年7月7日，日本陆军在卢沟桥挑起冲突，全面侵华战争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