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人的心目里，陈世美是一个符号，他代表了天下所有薄幸负心的男人。陈世美的形象是通过传统戏曲《铡美案》而广为人知的。在该剧中，陈世美欺君罔上，抛父弃母，杀妻灭子，最终为正义的化身包拯所正法，永远钉在了道德的耻辱柱上。
然而，真实的历史却是另外一番样子。据《均州志·进士篇》和《湖北历史人物辞典》记载：陈世美又名陈年谷、熟美，均州(即湖北均县，现十堰丹江口市)人，出身于仕宦之家。清初游学北京，顺治八年(1651年)辛卯科进士。初任河北某地知县，后因康熙帝赏识，升为贵州省分守思仁府兼石道按察使，兼布政使参政。在贵州为官时，同乡同学来投，谋取官职，他多次接待，并劝以刻苦攻读以求仕进。后因来投奔者众多，陈世美难以应付，乃嘱咐管家一律谢绝。有两个家住均州城郊秦家坡的士子，昔日与陈世美一同进京赴考时，曾以钱物助陈，没想遭到了陈世美管家的回绝，顿生报复之念。遂将社会上一些升官发财、忘恩负义而抛弃妻儿之事，捏在一起，加在了陈世美的身上，编成戏曲《秦香莲》，在陕西、河南等地演出。
相传，清末时有剧团在均州演出此戏时，陈世美的第八代传人组织家族众人，砸了该剧团衣箱，并殴打演员，使演出被迫停止。据说，现在当地仍有“北门街不唱陈世美，秦家楼不唱秦香莲”的俗话。在传统剧目“杨家将”中，潘美以大奸大恶的形象出现，他陷害忠良，卖国求荣，成为与南宋秦桧不相上下的奸之大者。然而，历史上的潘美却不是这个样子。
据《宋史》，潘美生于925年，卒于991年，是大宋王朝的开国名将。潘美行武出身，直接参与了拥立赵匡胤称帝的陈桥兵变。在宋王朝建立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解除了开国诸将的兵权。但有一个人例外，此人就是潘美，由此可见，赵匡胤对潘美信任到了何种程度。其后，潘美南征北战，为宋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灭南汉、灭南唐，潘美皆为主力。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年)，辽军以十余万兵力大举入侵北宋，宋兵分东西两路迎击敌人。东路由名将曹彬统帅，西路以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主、应路行营都部署杨业为副，又以西上阁门使、蔚州刺史王，军器库使、顺州团练使刘文裕为护军，与辽兵接战于朔州。
在这几人之中，王具有特殊的身份。他是随军护军，有直接上书皇帝的特权，负有为朝廷提供军情的责任，因此，他不是统帅的下属，而是皇帝安插在边关的耳目。统帅对他也不敢不敬三分。而杨业的身份也有些特殊。杨原为辽国盟邦北汉刘氏政权的大将，曾经受到北汉皇帝刘崇的宠信，后来才归降大宋。虽然归降以来也战功赫赫，可他毕竟不是根正苗红，受到蔑视和排挤也在情理之中。很显然，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北宋边关几位主要将领各怀心事。护军王邀功心切，便令副帅杨业进军，杨业明知出兵必败但却不敢违抗命令。一边是副帅，一边是皇帝派来的护军，潘美自然只有装聋作哑，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听任杨业出战。
后来发生的一切就和舞台上的故事有点接近了，杨业战败被俘，绝食三日而亡。杨业生得平凡，死得伟大，这是一个出身贫寒的悲剧英雄。然而在他死后，杨业的人气却达到了最高点，成为民间讴歌的对象。而大宋王朝的开国元勋潘美却阴差阳错地被推上了被告席，成为陷害杨业的小人。开封市里至今还有两湖，一清一浊，清者被人唤作杨家湖，浊者自然是潘家湖。你看，有时历史就是这样无情而又蛮不讲理。传统戏中，包公经常被称为“包相爷”，其实包拯从来都没有做过宰相。在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中，宰相制度居于核心地位，是联结政治制度各部分的中心环节。从宰相制度的兴废看，其起源甚早，而且复杂多变。其演变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即萌芽期、创立期、鼎盛期、调整期、衰落期。
宋朝处于宰相制度的调整期，正副宰相同设，多相并行，编制也不固定。很明显，“多相并行”的目的在于分散相权。北宋前期，中书门下的长官为正宰相，亦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副宰相称“参知政事”。后来参知政事与正宰相基本无差别，使正宰相事权更为分散。宋太宗后，一相四参或二相二参是常事。但宰相初度无论怎样调整，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都无法得到彻底解决。因此，在宋朝，在文武百官心目里，宰相之职近于鸡肋，食之无味且有些危险，弃之却心有不甘。
包拯是北宋天圣五年(1027年)进士。宋景祐四年(1037年)，任天长(今安徽天长)知县，后调任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州。回京任监察御史里行，又改监察御史。包拯曾七次上书弹奏江西转运使王逵，并严厉批评宋廷的任官制度，朝野为之震动。
嘉祐元年(1056年)十二月，朝廷任包拯权知开封府。他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把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赢得了百姓的爱戴和敬仰。宋嘉祐六年(1061年)，他官至枢密副使，次年五月病逝，“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大街小巷都可听得到。很显然，包拯担任过的最高行政职务是枢密副使，也就是枢密院的副长官。枢密院是管理军国要政的最高国务机构之一，枢密使的权力与宰相相当。因此，虽然包拯没有担任过宰相职务，但其担任的枢密副使也可称为副宰相级别的官职，被后人称为“包相爷”也不算太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