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绅是中国社会一个特有的阶层，从宋代开始“礼下庶人”，出现了“缙绅士大夫”或“缙绅大夫”的称谓，但真正出现“士绅”称谓还是到明朝。由于明朝科举竞争激烈，进入仕途较难，一部分人选择了仕途以外的道路;有的则主动放弃仕的选择;还有些入仕者因“罢黜”“致仕”等原因，最终选择了回乡，从而“形成了明代新兴的‘乡绅’”。正如此言，“明世宗时乃正式确认有一个非官非民的‘绅’之阶级存在”。在中国历史上“郡县空虚”时代，乡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乡村治安的管理、乡村基层教育的构建、官与民之间的对话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乡绅具有中国社会其他阶层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古代社会多游离于官府边缘，处于官民之间。然而，在中国近代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乡绅长期以来的社会地位开始发生变化。
一
太平天国宣扬的基督教刺激了以儒家思想为共同信仰的乡绅集团形成，从而使得儒学文化进一步凝聚与扩大。太平天国领导人洪秀全为发动起义，创建“拜上帝教”，与长期以来主导社会的孔孟思想有着根本的区别，于是从一开始就举起了反对儒家思想的旗号。起事后，洪秀全开始大规模涤荡儒家文化。太平军发出了这样的号召，“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以致“逢庙宇无不拆毁，见神像从不跪拜”。尤其在1853年建都天京后，洪秀全进一步禁止孔孟儒家思想，专门成立删书衙，删改《四书》《五经》等。
由于“孔门千古之变”，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向乡绅人士发出了“为国家之公义”，而抵制太平天国大肆破坏儒学传统文化行为的号召，“今以天主教横行中原，而儒者或默然不以关虑，斯亦廉耻道丧，公等有所不得而辞也”。
于是，曾国藩在举办的团练基础上组建了湘军，并且依靠儒学进行维系。首先，湘军将领大多是封建儒生，与曾国藩既是同乡，又有同学、师生、亲友的关系;其次，用儒家三纲五常的礼教和同乡共里的乡土观念建立起了尊卑有别并且等级森严的军队制度，形成了湘军士兵只服从营官、层层隶属乃至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的军队制度，从而使湘军成为一支与太平军进行抗衡并能维护封建统治的军队。事实上，自湘淮集团形成以后，各地儒生纷纷效仿，大办团练，以儒学维系各自武装。
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乡绅举办团练的规模空前，不仅开启了中国近代地方武装的新模式，还使团练制度在地方社会确立，促进了地方军事化。近代团练在嘉庆年间为应对白莲教大起义而产生，并促使四川、湖南等地相继兴起团练活动。然而，政府鉴于统治的需要并没有完全放开团练的筹办，直到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生才为团练普遍兴起创造了契机，因为“业已腐败不堪的清朝国家经制军不能有效地镇压”，以致在太平军定都天京后，咸丰皇帝下诏：“令各省督抚晓谕绅民，实行团练，自卫乡闾”，因此清廷开始鼓励各地举办团练，并且委派官员在籍或回籍操办，“动员和组织非常规的地方武装力量以求弥补”。
在这样的状况下，各地的乡绅开始积极参与举办团练的活动。比如，与太平天国进行对抗的湘军正是在民间乡绅团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中湘军将领江忠源、罗泽南、王鑫、刘典、李续宾、刘坤一、彭玉麟等，都是以在籍绅士身份举办团练起家的，就连首领曾国藩也是以丁忧在籍的身份在湖南筹办团练。在这种状况下，随着团练制度在各地的确立迅速导致地方军事化发展。以江西为例，“随着各县团练的建立，南昌地区形成了一个以省城为中心的团练网络。构成这一网络的各团练之间互为犄角，确保了省城不失”。但这些团练都是由乡绅筹办的，据统计，“太平天国时期各地团练领袖都以乡绅为主体，其中乡绅领袖在广东为78.4%，在广西为79.9%，在湖南为56%”;“安徽各地的大小团练头目数以千计，其身份也是五花八门，但居于主导地位的无疑是士绅”。
二
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各地乡绅通过举办团练，不仅建立了实际武装力量，而且凭借其军事实力的增长迅速转化为晚清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也由此打破了长期以来乡绅游离于政治边缘地带的格局。历史上的乡绅始终游离于官民之间，然而太平天国起事打破了这一格局。其中众多的团练首领由于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表现出众，而被擢升为统揽一方的军政大臣，如湘系的杨岳斌、彭玉麟，淮系的刘铭传，甚至一些湘淮系乡绅出身的人物成为晚清重要的中坚政治力量，如江忠源、左宗棠等。由于大量乡绅被重用，“清季实行新政时，任用绅士常多于官员”。可谓，“‘官不如绅’的类似倾向在咸同办团练时已初见端倪”。
三
另一重要表现就是，地方乡绅势力的发展带来了“国家对地方社会控制权的下移”。具体而言，乡绅创办团练改变了长期以来“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的政治局面。从根本而言，清朝政府对于地方团练并不放心，一方面怕最终尾大不掉，而且满汉间夙有矛盾，但由于忙于同太平军作战，自顾不暇，根本无力顾及地方治安，只能让地方自办团练，甚至任其发展。最终，地方团练势力的崛起，打破了清朝长期以来“稳定”与“均衡”的双重统治格局，使中央政权与地方基层社会组织的关系发生错位，对以后的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团练制度的创设也体现了“某些时候，国家极其衰弱，无力提供领导，士绅们便会完全接管有关事务”的功能。可以说，晚清时期从上到下形成了以湘淮集团为首的乡绅政治集团，并长期控制着中国社会政治。
从表面上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势力代表的乡绅阶层在近代的崛起与太平天国运动有着密切的关联，可以说是为了应对这场农民运动所引发的社会危机的结果，但放眼中国近代社会大的历史背景，这显然也是多重因素的结果，尤其西方的因素不可忽视，正是因为西方思想文化的冲击才引发了中国传统儒学的危机以及自觉的应对。与此同时，近代乡绅势力的崛起也表明中国延续几千年的传统社会正经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打破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格局，显然，这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意义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