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知欲老流年急，且喜新正假日频”——这是五十三岁任杭州刺史的白居易(772—846)写给同僚的诗句……
辞旧迎新之际，诗人特别感受到时间的迅疾如快马流星，扬长而去;幸而新年正月里假日频频，友朋相聚的快乐，拂去他感时伤怀的些许惆怅。
白居易的新年假期究竟有多少呢?依唐制，内外官吏在节日都有休假，譬如唐玄宗时期就规定，元正和冬至各给假七天。这七日的安排，似乎与现在自除夕开始休息不同——敦煌写本郑余庆《大唐新定吉凶书仪》中说：“元正日，冬至日，右已上二大节准令休假七日，前三后四日”，意思是新春元正的假期从除夕前两日开始，而到正月初四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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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余庆大历年间为进士，曾经四朝而居将相之任，白居易为翰林学士时，曾为宪宗拟过给郑余庆的诏书，称其“累居衮职，时谓尽忠”。后者领衔修撰的《吉凶书仪》大约成书于元和年间，该书汇聚了诸多高门士族的家礼，其中还采集时俗，是当时一部通行的礼仪书轨。白居易的生活年代，正当该书的流行时间，因而现存敦煌本《吉凶书仪》中“节候赏物”、“祠部新式”等内容，可以反映当时真实的节假状况。
由此书仪可知，元旦新年之后，唐人的假期接踵而至的还有正月初七的人日、正月十五的上元节，更不用说依常例，官员及其下属每十天便有一日休息的旬假了。难怪白居易在诗中感慨：“闻健此时本劝醉，偷闲何处共寻春”，岁酒的醇香中飘散着春天的气息，作者新年里的闲适生活与喜悦心情，于此可以感受一二。
元日朝会，四方来贺
在长安城内，新年的宫廷是一派肃穆而忙碌的景象。元日又称三元，被认为是岁之元、时之元、月之元，在古人的时间序列中，具有浓厚的象征意味。
“天颜入曙千官拜，元日迎春万物知”，说的就是元日朝会的情形。“一片彩霞迎曙日，万条红烛动春天”，众官员拂晓即已按品阶方位列队等候，烛火通明的仪仗有“火城”之称。根据唐代礼部的规定，元日朝会在太极殿举行(后在大明宫的含元殿，东都洛阳则是在乾元殿)，殿上陈设礼乐、历代宝玉、车乘，仪仗庄严。皇帝衮冕临轩，皇后、百官、朝集使以及皇亲国戚都着朝服一同参加。仪式的过程中，包含了皇太子、诸公的献寿礼仪、中书令上奏地方的贺表、黄门侍郎奏祥瑞吉兆、户部尚书奏诸州的贡献之物，礼部尚书奏诸蕃的贡献等等内容。
四方恭贺的诸多礼仪不仅是对新年的美好祈福，更凸显了皇权的至高无上，以及中央对地方所拥有的控制权力。香烟燎绕的殿堂上，天子俯视的目光一定曾穿过殿前的诸多臣僚，投射向遥远的天际——朝霞映衬下，第一缕阳光喷薄而出，耳边的声声“万岁”，仿佛随着这新的光明，穿越了层层朱阙，撒向大唐的广袤疆域。正如唐太宗李世民所作的《正日临朝》诗所展示，新年伊始，他心潮澎湃：
条风开献节，灰律动初阳。百蛮奉遐赆，万国朝未央。虽无舜禹迹，幸欣天地康。车轨同八表，书文混四方。赫奕俨冠尽，纷纶盛服章。羽旄飞驰道，钟鼓震岩廊。组练辉霞色，霜戟耀朝光。晨宵怀至理，终愧抚遐荒。
天子的雄心与骄傲，跃然纸上。对于来朝的“百蛮”与“万国”，李世民不仅有诗中所展示的车同轨、书同文大国君主的威严，还有和风旭日般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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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书记载，贞观十五年正月，唐太宗对侍臣提到：听说来朝的都督、刺史等到京城后，只能租赁房舍与商人杂居，既于礼不足，生活上也想必人多不方便，于是十七年下诏，命令在京城内各坊中，为诸州的朝集使建造邸第三百余所，太宗亲自去察看。这些诸州邸舍后来虽然因饥荒残毁而被卖出，但到唐德宗建中二年的时候，朝廷同意户部请求，以官宅二十所分配给诸州的朝集使，解决住宿问题。
事实上，地方诸道为元日贺正，往往在十二月就已遣使到京，但是觐见与否，以及所进的贺正表送省司时间前后有别，导致出现种种于礼不合的混乱情况。所以唐玄宗曾下令，所有贺正使都应在元日这一天随京官一起参加朝会拜见，他们的贺正表也直送四方馆，在元日仗下后同时呈上。
在现存的唐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曾任福州刺史的裴次元所写的《贺正进物状》：
臣伏以青阳发春，肇宝历于兹始;元穹降祚，仰圣寿而维新。正殿向明，班行承庆。顾臣等守土，列在东隅，空怀捧日之心，望云何及;独阙称觞之礼，鸣佩无因。瞻九重而在天，空倍情而增恋。前件物及衫段宣台卓座等，礼不惮轻，物斯展敬。节当有庆，用申致贡之诚;情苟为珍，愿比负暄之献。臣某不胜感恩忭跃屏营之至。
所谓“东隅”，即指裴次元所在的福建，从文中“空怀捧日之心”、“独阙称觞之礼”来看，他没有出现在新年元日的朝会中，而是遣使贡献衫段等礼物，在贺正状中通过文字表达了地方对中央的忠心臣服。
这种礼到人不到、上表皇帝祝贺新年的情况在当时应该比较普遍，所以郑余庆的《吉凶书仪》所收录的贺正表也是如此，称“元正启祚，万物惟新……臣滥守藩镇，不获随例称庆阙庭，无任恳悃屏营之至。谨奉表陈贺以闻。”
新年贺辞，互道“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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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无论是唐代的假宁令，还是书仪，其中的新年元日与冬至这两个节日常常并列而言。公元838年，日本圆仁和尚入唐求法，路经扬州，他记述当时的冬至“此节总并与本国正月一日之节同也……皆有贺节之辞”，说的正是冬至与元日节俗的相同，无论贵贱，官员或百姓都遵礼相见拜贺。
这里提到的贺节之辞，不是书面语，而是指人们道路相逢，见面时的节日说辞。白居易的《元日对酒》诗中有“逢迎拜跪迟”之句，这种新年里见面拜贺的礼仪，根据圆仁的记录应该就是指“右膝着地，说贺节之词”——逢人拜年则需要右膝下跪，大约白居易也有些吃不消，所以才会发出“不因时节日，岂觉此身衰”的感慨吧。
至于唐人新年时所说贺辞，也正因为冬至与元日节俗的相同，我们可以从圆仁的描述中推知：当时新年的元日，僧家俗人也都是互相致辞礼贺的，譬如见相公，应当说的就是“元正启祚，万物惟新，伏惟相公尊体万福”之类的吉祥话。这种新年贺语，不仅通行于大唐官民之间，甚至连当时来唐居住的新罗僧人也如此。开成四年(公元839年)，圆仁到山东文登赤山法花院寄住，此地处于山东半岛的尖端，与新罗隔海相望，当时是新罗人聚集之地，除夕“后夜，诸沙弥、小师等巡到诸房拜年，贺年之词依旧唐风也。”可见，入乡随俗，那些新罗僧人拜年之际，口中念念有词的，正是“元正启祚，万物惟新”等语。
圆仁自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38年)渡海抵达唐土，为求佛法跋涉多地，直至唐宣宗大中元年(公元847年)返回日本，据其九年间所见所闻写成《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圆仁以他者的眼光，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生动的唐人生活细节。
他初到扬州这一年的除夕，只见“道俗共烧纸钱，俗家后夜烧竹与爆，声道‘万岁’。街店之内，百种饭食异常弥满。”圆仁在记叙此前冬至节俗的时候就说过，俗家寺家都各自储备了美味膳食，百味总集，随人所乐，元日情形一样。
这种迎新的方式，早在南朝时期的《荆楚岁时记》里就有说明：“岁暮家家具肴蔌，谓宿岁之储，以迎新年。相聚酣饮，留宿岁饭至新年则弃之街衢，以为去故纳新也。”新旧交替的时刻，爆竹的脆响，驱走人们心中的不顺，彼此互道的“万岁”声声，则是唐人对时光延续的虔诚祝福。而当时的长安，多元文化交融，彼此影响，四方商旅辐辏，东西两市车水马龙，节日里更是一番热闹的景象。据唐代笔记说，长安市里的风俗，每岁元日以后，各个业者依次互相邀请饮食，称之为“传坐”，故事就从东市的笔工赵大按顺序坐东展开……在美食的包围中，这种新年的餐聚，可以见出唐代商业分工之细密与民间社团组织的初显，而节日，因此更具人情的温暖。
饮屠苏酒，长幼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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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岁宴之上，必不可少的节物有屠苏酒，敦煌文书中所记录的节候赏物，就有“岁日赏屠苏酒、五辛盘、假花果，胶牙饧”。屠苏酒其名，据孙思邈《屠苏饮论》说：“屠者言其屠绝鬼炁，苏者言其苏醒人魂”，因用药八品，也称八神散。屠苏酒的做法，唐人韩鄂的《四时纂要》是这样说的：“大黄、蜀椒、桔梗、桂心、防风各半两，白术、虎杖各一两，乌头半分。右八味，剉，以绛囊贮，岁除日薄晚，挂井中，令至泥。正旦出之，和囊浸于酒中，从少起至大，逐人各饮少许，则一家无病。”从其药材来看，这种家家迎新的屠苏酒，正如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中所言，主要是为了“辟疫气，令人不染温病及伤寒”。孙书中也有屠苏酒的配方，除了药材略有不同，制作中还需将药浸入酒后“煎数沸”，大约使药力更为发散，酒味更加浓郁。其饮用的方法是自年少者起，年长者居末，据说是因为小者得岁，先酒贺之，老者失岁，故后与酒。因此白居易的元日诗中有“岁酒先拈辞不得，被君推作少年人”之说，而在他与刘禹锡等好友的元日唱和诗中，也屡屡出现“与君同甲子，岁酒合谁先”、“与君同甲子，寿酒让先杯”，方干更有“才酌屠苏定年齿”的句子，可见元日饮酒的确以年齿幼长为序。
此外，侯白的《酒律》说，岁日饮酒从少到老一轮下来，年长居末尾者则连饮三杯，以示安慰，称之为“婪尾”。唐诗中也多写作“蓝尾”。白居易的《元日对酒》诗中称：“三杯蓝尾酒，一碟胶牙饧。除却崔常侍，无人共我争”，意思是年岁最长，当仁不让地成为最末一人，连饮三杯。这种唐人的新年节物屠苏酒，在同时期日本的年中行事中也可以见到其踪迹，据说嵯峨天皇弘仁二年(公元811年)已有记载，宫廷内元日供御药事，即饮屠苏酒，其做法也同样是于除夕夜“以屠苏渍御井”。
唐风东渐，而佛法西来，在日本圆仁和尚的记载里，唐人的新年中可以看到许多与佛教相关的场景。842年正月一日，他在长安，见“家家立竹杆悬幡子，新岁祈长命。诸寺开俗讲。”俗讲，是以通俗的讲唱形式，吸引士庶，传播佛经奥义。圆仁提到新年里讲的有《华严经》、《法华经》和《涅槃经》，而会昌寺的文溆法师被认为是当时长安城中俗讲第一人。据说文溆善长吟经，其声宛畅，感动里人，可以想象，僧徒俗众在新年的假日里，纷纷入寺听俗讲，在大德们吟哦的经声中，感受到九天佛国的无上美好，惊叹行善积德的诸多神迹。这也是唐人新年的一种娱乐方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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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仁提到的幡子，在佛教中用以供养菩萨，佛经中说造此能得福德，避苦难，往生净土。敦煌莫高窟曾出土一发愿幡，上有墨书，是开元十三年人祈求眼疾痊愈发愿所造。唐人新年中即用幡来祈求长命百岁。这种祈福的唐幡，在日本奈良正仓院中现在也可见到。正仓院建于公元750年，正值唐朝盛世。当时中日交流频繁，圣武天皇的许多用具源于唐朝，这其中就包括了书圣王羲之等人的书法作品以及诸多礼乐器和佛经。在他辞世后，“追感畴昔，触目崩摧”的光明皇后，将其生前用品悉数捐献出去。在保存至今的唐幡上，夹缬的花样依然清晰，颜色还很鲜明，丝缕间闪耀着的光泽，仿佛仍寄托了当时人们的种种心愿。
正仓院的宝物中，还有光明皇后(701-760)所书写的一卷《杜家立成杂书要略》，其抄录内容为唐人的来往书信共三十六札。其中有一通作《岁日唤知故饮酒》，是招唤老朋友岁日一起喝酒的来往书信：
日号芳年，杯名长命。同受多福，义无独宴。故令驰屈，希勿余辞，冀近传杯，遣此无运。
答既登献岁，幸履芳辰。未到之间，已欲驰驾。既蒙嘉命，岂敢辄安。即事速参，谨还无具。
所谓“杯名长命”，庾信诗有“正旦辟恶酒，新年长命杯”，指的是新年岁酒。从去信及答书，我们可以读出二人心神相契，新年共饮的好兴致。这些岁时往还的书信，敦煌写本《朋友书仪》也有收录。在种种遵循的礼仪规范之间，唐人笔下新年里对远方亲友的相思之情与感时之叹，读来依然真切感人。
新年是四季轮回中的起点，人们回顾畴昔，眺望明日。唐人欢乐的年宴上，屠苏酒饮下的是对于时间延续的美好期盼，肃穆的元日朝会，是政治大国的新年祈福。而在时光飞逝之中，个人所为那么有限，元日里诗人们写下无限感慨，“自惊身上添年纪，休较心中小是非”，“莫嗟一日日催人，且贵一年年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