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9月，硝烟弥漫的赣南战场，秋风萧瑟。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已进入到生死存亡之际。
就在一年前，蒋介石调集国民党军64个师又7个旅50余万人，空军5个航空大队50多架飞机，分为北路军、南路军、西路军及其他堵截部队，对中央苏区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
为“聚歼朱毛匪军于赣南地区”，蒋介石决心毕其功于一役，不仅请来以德军退役上将汉斯赛克特为首的军事顾问团，还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按照“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原则训练参加“围剿”作战的各级军官，并精心炮制了“堡垒政策”。
此次卷土重来，蒋介石一改过去“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法，采用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层层修筑碉堡，逐步向苏区内部推进，最后寻找主力红军决战，用“竭泽而渔”的办法，达到消灭红军的目的。
这回，蒋委员长是一定要做出个样子来，以挽回历次“围剿”丢失的颜面。但他并不知道，此时的对手已不是神出鬼没、声东击西、善打游击战、令国军将士闻风丧胆的朱德和毛泽东了，而换成了中共中央临时负责人博古与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
前三次反“围剿”，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取得了胜利，第四次反“围剿”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也大获全胜。可以说，红军已有了自己英明杰出的统帅，初步找到了打破敌人“围剿”的制胜法宝。客观地讲，第五次“围剿”规模空前，敌人又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红军反“围剿”确实比前几次困难更大，但打破“围剿”的有利条件也很多。
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和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打内战的反动政策，日益引起全国人民以及国民党军广大官兵的不满;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占很大优势，但各派系之间矛盾重重，难以协同作战。
红军的情况恰恰相反，中央苏区在接连取得四次反“围剿”胜利后，范围扩大到30多个县，苏区军民对打破敌人进攻的信心高涨;苏区的政权建设、土地革命和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广大群众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支援革命战争;中央红军发展到10万人，地方武装也有5万人。
从敌我兵力对比上看，与前几次反“围剿”相差无几。如果有正确的领导和正确的军事战略，是有可能打破敌人的这一次“围剿”的。
然而经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后，毛泽东路线已被彻底摒弃。毛泽东本人也被剥夺了党和军队领导职务，只任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专做地方工作。红军的指挥大权全部掌握在有着“黑面木偶”之称的博古手中，“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得以在苏区和红军中畅通无阻，贯彻执行。
1931年10月，年仅24岁、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博古，由于坚决拥护和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一跃而成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
博古，原名秦邦宪，字则民，1907年生于江苏无锡一个书香世家。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1月受党组织委派赴苏联学习。
这年12月，博古从海参崴登上了开往莫斯科的列车。当火车穿越一望无际的西伯利亚时，到处都是白茫茫的草原和树林，到处都是严寒和冰雪。此时，博古的心里却是热血沸腾，一想到克里姆林宫上空的红星，就抑制不住想大喊大叫上几句。最后凭着顽强的毅力，博古战胜了严寒、饥饿和孤独，终于来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在中山大学，他取俄文名“博古诺夫”，这便是化名“博古”的由来。
当时，中山大学的教授多数是托洛茨基派，第一任校长卡尔拉狄克就是托洛茨基派的忠实拥趸者。博古到校时，正值拉狄克讲中国革命运动史的课。博古平生第一次从拉狄克的嘴里听到沙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狼子野心和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认为拉狄克是位了不起的校长。
但没过多久，拉狄克因卷入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权力斗争旋涡，丢掉了校长职务。原来的副校长、时年26岁的米夫接替了拉狄克。上任伊始，米夫就把托洛茨基派的教授一律免职，并在学校里建立了中国问题研究所，十分器重和信任他的中国弟子王明。
博古在苏联学习工作了4年，大大提高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增强了为共产主义理想献身的坚强信念和为中国革命事业奋斗的信心与勇气。但由于他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回国后，特别是在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期间，把学到的一套苏联革命的经验和理论，生搬硬套地推广到中国革命中去，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1945年，他在回顾苏联学习的情况时说：
“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也就是在这个时期种上根。”
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博古的另一大“收获”就是结识了比他高一届的王明等人，并以王明为核心，形成了一个由博古、凯丰(何克全)、何子述、洛甫(张闻天)等28个中国学生组成的小团体。
博古是一位天生的宣传鼓动家，声音响亮，配上大幅度的手势，演讲极富煽动力。而他的热情奔放也很快赢得了米夫的喜爱。
1930年5月，博古回国。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是向忠发，实际负责人则是李立三。出于对中国革命现状的估计过高，这年6月1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并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7月9日，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举行政治讨论会。博古第一个站出来批评李立三，接着何子述、王稼祥等一一发言，矛头直指李立三的“左”倾路线。最后，王明作了长篇发言，声称李立三犯了“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混合错误”。
原来，从苏联回国不久的王明野心勃勃，早就想取代李立三，便事先与博古等人商量好，借机发难。
然而，大权毕竟还是掌握在李立三的手中。几天后，向忠发出面找王明、博古等人谈话，宣布对他们纪律处分，这反倒使博古跟王明贴得更近了。
几个月后，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来到上海，王明立即得势。不久，中共中央迫于米夫的压力，取消了对王明、博古等人的处分。
1931年1月7日，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一步登天，当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曾与他“共患难”的博古自然受到重用，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总书记。随后，王明在远赴莫斯科前，把博古推上了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宝座。
王明让博古负总责，而不让他担任总书记，可谓用心良苦。其一，博古既是王明在中山大学的同学，其二，博古年纪轻、资历浅，斗争经验少，而对共产国际和王明又忠心耿耿，这非常有利于王明遥控指挥。其三，王明一旦从苏联回国，仍可以名正言顺地坐上总书记这把交椅。
于是，博古在中共党史上创下了两项迄今未止都不曾被打破的“纪录”：第一，他被指定为中共中央负责人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这样的“跃升”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第二，他当时不过24岁，是中共历史上最年轻的领袖，人称“中共中央的小伙子”。
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里，是这样介绍博古的：
博古是我遇见过最有风度、有趣的中共领导人之一，也是政治局最年轻的成员。他个子较高，身材瘦长。确实，他总处在极度兴奋之中，动作急促而不协调，常常爱神经质的哈哈大笑，他的牙齿前突，眼睛外鼓，特别是透过深度近视眼镜，眼球好像向外突出。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尔爵士称他是“怪人”。他喜欢打网球，打扑克，他总是理着很短的寸头，好似一把硬刷子在头顶，他头脑反应很快也许比周恩来还要敏锐……
果然，王明的眼光不错，博古作为“总负责”，确实非常忠实地执行他的路线。博古有个外号叫“黑面木偶”。这是由于他动作幅度大、显得有点僵硬而得名。此时，他也确实有点“木偶”的味道——一举一动都受着身在莫斯科的王明的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