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之为物，对于妓女来说，既是睡觉的地方，也是赚钱的地方。嫖客和妓女上床，首先是为了“ML”，意味双方身体的接触交流，同时还是交易、休息与个人隐私“展示”的地方。妓女一方面盼望自己的床上客人多，一方面又希望自己的身价不至于因为客人多而跌落，所以，这张床就显得复杂沉重起来。渐渐，妓女想出了办法，故意对床产生“强烈”的排斥心理，以显示自己并非滥交之人。于是，古代很多妓院里出现这样的奇观：预约上床。
在唐代名小说之一的《李娃传》里，主人翁乃“长安之娼女也”，这个妓女就是中国最早开始实践“预约上床”的第一人。她先与虏阳公子同居，又嫌弃公子，说要分床睡，若想再同居，需提前打招呼。按照现代人的说法，分床睡不见得是个坏事情，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睡觉方式，是共枕还是单睡，因人而异，关键是两个人之间的沟通，如果两人感情很好，不要害怕分床睡觉，反而有利情感保鲜。但是，在赵炎看来，这位李娃很显然不是出于保鲜情感，而是婚姻讹诈，或者干脆叫“性讹诈”，想让对方明媒正娶。果不其然，通过“预约上床”的办法，最后终于嫁公子为妻，实现了自己的目的。
宋代周密在《武林旧事》里说得更清楚：“每库(酒楼)设官妓十人。。。饮客登楼以名牌点唤。。。然名娼皆深藏邃阁，未易招呼。”那些有些名气的妓女故意躲得远远的，客人用牌子点，也不见得能招呼得动，不事先预约，连面也见不到，更别说上床了。有位叫春红的妓女，年轻貌美，在汴梁城里名气不小，富家子弟多为她颠倒，但能得春红垂青者，往往缠绵数日不散，故见面甚难。尝有嫖客出钱百贯先买通老鸨，提前半个月约定时间，方能与春红在一起斯磨几日，如同今天看专家门诊一般，不走后门还不行。
唐宋间文人与妓女的关系，往往比较复杂。妓女需要文人捧场，文人需要妓女传唱诗歌，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其中的“性元素”自然也不能免。李白、杜甫、柳永、李邦彦等诗人，常常写好诗词后，交给妓女弹唱，他们找妓女，很少的时候是以“睡觉”为目的的，他们尽管也经常作诗词展示自己的才华，从而讨好妓女。而且妓女是否愿意睡觉，不是必要的，也是不可强迫的，常常看妓女对这个人的喜好。在这种交往的关系中，“预约”常常会出现。当然，只要通过“预约”许可的，妓女一般都会以身相许，也就是说，上床总是难免的。
有的妓女因为唱了几首著名的诗词，知名度大增，变成红歌星了，架子大了，谱也大了，普通文人再想请她唱，就不行了，必须预约。据苏东坡在《东坡志林》里自述，他年轻的时候，就曾经坐过某妓女的冷板凳，一连数日不得相见。某些高级妓女搞“预约上床”的把戏，甚至连皇家也不买账。据《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元朝政府“管理娼妓的用意是这样的，每当食街(使者)来访，又关系大汗利益使命，由皇家招待，每夜送一高等妓女(侍寝)，而名妓们往往推三托四，不是身体不适，就是机会让给别人，多由二三流妓女为皇上效力。”在赵炎看来，这些高级妓女搞“预约上床”一定上了瘾，不“预约”，说什么也不去。
民国时期，上海曾有一妓，也会跟嫖客玩“预约上床”，借此骗钱。此女名叫青莲，姿色并不出众，但却媚态惑人，心机灵活。她的熟客谢某，家财巨万，而其貌不扬，青莲垂涎其资财而恶其品貌。一日，当谢某来时，青莲谎称已有客在，请择日再来，谢某心中不悦，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暂归。其后，一连数日皆是如此，谢某大为光火，找来老鸨询问，到底是什么样的客人在青莲房里。老鸨佯装神秘地说：那位大少了不得，在青莲身上花钱阔绰得很。谢某一听，气壮如牛地说：他花多少，我加倍就是，让青莲来见我。老鸨去后不久，青莲出来说：今天不成了，您老可先付定钱某日相会。
谢某于是付了定钱，是平时的双倍，走时还得意洋洋，以为自己占了上风。妓女利用“性”的诱惑，搞“预约上床”，赵炎以为，和夫妻之间的分房睡有着本质的区别，不仅没有削弱“性”在床上的作用，反而更突出了它“独立的举足轻重的地位”。“性”不再是附丽于交易之后，更不是它的附庸，反之，却更加勾起了嫖客的欲望，非得之而后快不可。与妓女“预约”ML，不再是迷迷糊糊的睡梦边缘的翻身或者伸腿等低级运动，而是一种有关身价的隆重的身心交流与对话的盛典，实在有些出人意料之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