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晚9时，日军在南满铁路柳条沟附近实施爆破并嫁祸给东北军，接着对北大营展开攻击。
北大营驻军仓促应战，指挥混乱，又受不抵抗命令之限制，部队在遭遇重大伤亡之后被迫突围，仅独立第七旅就“死亡官长5员，士兵夫144名，负伤官长14名，士兵夫172名，统计共伤亡官兵夫335名，士兵失踪不明者483名“，日军仅死亡2人，伤23人。
19日凌晨日军又向沈阳城进犯，沈阳城内军警因接到不抵抗命令，只有部分军警进行自发性的抵抗，日军占据沈阳城的过程中几无伤亡，收获却惊人至极。仅在沈阳兵工厂就劫去各类步枪近万枝、各类机枪2500余挺、各类炮近600门，还有数量惊人的枪炮弹，东北空军新旧飞机260余架全为日军劫获。
在19日3时，日军又向长春发起进攻，虽然长春守军同样是睡梦中遭到突袭，但由于距离东北军指挥中心较远，受不抵抗命令影响较小，各部官兵敢于自发应战，反而给日军相当伤亡，终因仓促应战，各自为战，大部最终被迫抛弃阵地装备突围而走。
据日军统计，在长春附近的战斗，日军战死军官2人，士兵63人，负伤军官3人，士兵73人，共计伤亡142人。
日军同时还向营口、安东、凤城等攻击，则未受到实质性质的抵抗，仅19日一天，除沈阳、长春之外，日军攻取的城市尚有、营口、田庄台、盖平、复县、大石桥、海城、辽阳、鞍山、铁岭、开原、昌图、四平街、公主岭以及安东、凤凰城、本溪、本溪湖、抚顺、沟帮子。
这就是著名的“918“事变，在一周之内辽吉大部沦陷，四月内东北全境沦陷。日军最初仅出动一个不满编的第2师团、铁路守备队、独立守备队共约1万兵力，后来增兵1个师团司令部、2个混成旅，以小得出奇的代价就占据了全东北。可以说，这是中国近代史至为惨痛的一幕。
以往回首这段往事，人们更多地将问题焦点集中在谁下的“不抵抗命令“。虽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但日军入侵事关民族大义，为何东北军这个偌大团体里鲜有部队能在第一时间挺身而出，成建制组织抵抗?
或许我们更应探讨当时东北军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以至关外各部大军短时间内土崩瓦解，把大好山河拱手付与他人。
谁下的不抵抗命令?这一问题曾围绕着张学良与蒋介石两个“把兄弟”。
助蒋一臂之力，东北军第四次入关
但凡一个集团的土崩瓦解，多半与战线过长，东北军亦不例外，而九一八的悲剧恰恰与另一个九一八大有关系。
1930年9月，持续数月之久的中原大战向有利蒋军方面发展，冯玉祥、阎锡山联军接连失利。
张学良见战局渐趋明朗，又受蒋介石高官厚禄与华北地盘的诱惑，不顾元老重臣反对，于1930年9月18日发表了武装调停中原大战的“巧电“，同时命令东北军以六个步兵旅、三个骑兵旅共7万人编成东北边防军两个军准备入关，这是东北军第四次历史上入关作战。
东北军以往三次入关，虽然有若干收获，但总体来说最终都是战线过长往往损兵折将，狼狈撤出关外，1930年又是中日关系风云紧急之际，东北军入关作战更是潜伏着危机。因此张学良对此颇为担心，在入关作战前他对于学忠交代：“东北以往三次入关，声名均很不佳，尤其以张景惠率领那次军纪最坏。这次是第四次入关，一切事我都交付给你啊。你要往漂亮去做。“而于学忠按照张学良的指示，决定只接收河北、察哈尔与北平、天津两市，同时采取一枪不放和平接收的策略。
按照这一方针，9月20日东北军开始入关，当面晋军自动移防，东北军不放一枪就控制河北、察哈尔两省与平津两市，张学良与东北军集团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顶峰。
此时的张学良，不但收获了两省两市地盘，而且“北方军事善后，完全交张学良主办“，收编原晋军与西北军旧部五个军，大体上控制了整个北方，并于31年4月在北平正式成立陆海空军司令，其职权为代理陆海空军总司令执行冀、晋、察、绥、辽、吉、黑、热八省军事问题(管辖范围尚包括北平、天津、青岛三特别市)。
至于在张在国民政府与国民党内也处于事实上的第二号人物，其时“蒋张“并称，正是张学良一生之中最得意飞扬的时刻。
东北军入关使蒋介石彻底赢得中原大战胜利，也让张学良成为国民政府二号人物。
但是收获华北地盘的同时，也令张学良无瑕顾及东北这个基本盘，原本按照张学良的规划，准备用2/3时间驻沈阳，1/3时间驻天津，但入关以后诸事缠身，分身无术，只能长驻北平。
自1930年10月9日张学良在北平就职陆海军副司令之后，相隔四月直至31年2月方回沈一次，31年4月又回沈一次，5月离沈以后便是再也没有回沈的机会。
非但如此，东北军入关动用的六个步兵旅、三个骑兵旅共7万人皆是东北军野战精锐，装备最好，战力最强，这批部队入关大大削弱了东北军在关外的实力。
华北局势多变，尤其是石友三部向来不稳，成为东北军的巨大威胁。
石友三素有“倒戈将军“之名，反复无常，1926年-1931年先后倒戈6次，在中原大战之后借机占据了河北南部与河南北部，拥兵约6万人，实力甚强，并于1931年7月18日正式通电讨张，大举向东北军进攻。
张学良不得不把更多的部队调入关内，1931年6月12日，东北军外抽调步兵3旅，炮兵2旅，工兵1营入关，6月19日将张作舟25旅调往张家口，6月28日又抽调第19旅孙德荃、第29旅王永盛入关。至918事变前，东北军在关内兵力多达11.5万人。
而关外之东北军，根据张学良1932年对国联调查团所言，“9月18日事变之时，其军队在关外者，包括非战斗员，计驻辽宁者6万人，驻吉林者11万人，驻黑龙江者5万人，共计19万人“。
虽然关外东北军兵力表面多于关内，但是入关者皆为野战精锐，在关外者多为守备性质之弱旅，战斗力不强，故日军敢以区区一万兵力悍然发动918事变。
历史充满着偶然，“倒戈将军”石友三在1931年7月18日反叛，将张学良牵扯在北京，不能不说这是东北军在九一八事变中崩盘的原因之一。1940年12月1日，石友三企图投向日军，被其结义兄弟、部下、新8军军长高树勋逮捕，活埋于黄河岸边，终获应有下场。
东北军内部文恬武嬉，无法发挥战斗力
伴随着张学良长驻北平，事实上在沈阳之外形成事实上的第二个军政中心，而张既长驻北平，只能在千里之外遥控指挥，918爆发之时，张学良尚忙于欣赏京剧，而东北三省军政大员面对战云密布的情况，也是一片文恬武嬉景象。
在沈阳的东北边防代司令、参谋长荣臻9月17日正为其父作寿，18日尚“兴犹未消，仍忙于家中应酬宾客，门前汽车很多。宾客盈门，……香烟缭绕，灯烛交辉，颇极一时之盛，“自然无瑕顾及军政大事。
而吉林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副司令长官张作相，则在锦州小岭子为父治丧，吉省事务交由熙洽代理，以致铸成大错。黑龙江省主席、东北边防副司令万福麟同样身在北平，事务交由其子万国宾代理。
不但东北三省的军政长官全部不在其位，就连许多军政要员也不在其位，如东三省兵工厂总办米春霖和代理航空司令张焕相身在北平，一旦生变，自然无从应对，只能任由日军鱼肉。
高级长官既然看戏的看戏，做寿的做寿，奔丧的奔丧，文武官员自然上行下效。
独立第七旅作为对日一线部队，向有不许在外归宿的规定，但是918当夜，旅长王以哲不在军中，激战一夜，始终未回军中，更谈不上实施有效指挥，而三个团长，何立中在北平出差，张士贤当晚回家未归，王铁汉等炮声响起来才临时赶回军中，军中只有参谋长赵镇藩在“看堆儿“，全旅几无准备，自然在日军攻击之下仓促溃走。
独立第7旅旅长王以哲事变当晚并没有在军中。
更可悲的是，在独立第7旅溃败之际，在沈阳城内用电报电话指挥的辽宁省长臧式毅还以为“快到拂晓了，他们的演习也该结束了。“而日军在进攻长春南岭的战斗过程中，炮兵团首先遭受日军突袭，在仓促之间展开激战，步兵团竟然隔岸观火，待日军击破炮兵团之后再从容转攻步兵团。
日军事后不得惊呼：“步兵营位于炮兵营南方，有兵员三千。东方与机关兵营和迫击炮营相接。当我军进攻炮兵营时，步兵营犹如隔岸观火，对我军未采取任何行动，对于我军的进攻极为有利。中国军队这一独特的背信弃义，不禁令人瞠目结舌。“而据中方记载“日军向南岭发动袭击时，两个团长都不在团部“，“我南岭和二道沟驻军事先毫无戒备，当时都安然进入梦乡。及至哨兵发觉得到报告时，日军已逼近营房。
二道沟驻军步兵傅冠军营长，得到哨兵报告还不相信，竟打开门灯向外张望，恰好给包围在墙外的日军找到瞄准的目标，枪声响处傅营长受重伤，同时阵亡连附一人，伤亡士兵数十人。营长既伤，所部就乱成一团……以致遭到大量杀伤。“
而日军又记载“据说在南岭曾发生这样的事情。当晚，旅长李桂林偕心腹某团长(可能是步兵团长)在妾的家中打麻将。听说日本军来袭，由于他一向轻视皇军，因而迟迟不曾起身。后来听说步兵团已经危机，他立即逃走，恐怕步兵团长也和他一起逃走了。“南岭、宽岭子战斗是日军初期遭受抵抗最激烈、伤亡最大的一次战斗，但指挥依然这般如同儿戏，而这样的指挥，部队又如何能发挥战斗力，故日军可以长驱直入，席卷东北。
东北军军纪松弛是日军能轻易成功的关键原因。
政权势如雪崩，各部多自行其是，形不成统一指挥
东北军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封建军事集团，以军权为核心，政治依附于军权，政治建设十分脆弱，以至于失去武力支持之后，政权就立时雪崩。
918以后日军在短期之内分兵四出，到处攻城略地，下面以《“九·一八“后国难痛史》所记载的日军占领凤城为例：
“十九日夜二时许，日军即行起包围……于是上午七时，始长驱直入县城，更将辽宁步兵第一团团部、二营营部、五连、七连、八连及机枪炮营、公安局、公安大队部、县政府等各机关，悉数包围。我方将校士卒、机关以及全城民众，均在梦中，以致占领县城如探囊取物也。
日军既占领县城，乃召集步兵一团长长姜全我、公安局长张益三、代理县长李科长，于西箭亭子地方，迫胁缴获。姜全我平日为亲日者，至此当无话说，张益三固以感难于应付，遂分别传谕，并饬差牟皆同日军，起始缴械。“凤城县城尚有大批步兵驻守，日军进驻尚且如同探囊取物，不费吹灰之力，而且其余诸县往往只有警队驻守，日军更是有若反掌观纹，几乎不费一枪一弹，在918之后的一周之间，日军已经攻城30城，占领铁路12条，控制了辽吉两省大部，并开始组建日伪政权向日军提供支援。
而中国方面，自沈阳失守之后，辽宁省政府被迫解体，9月22日张学良命令在锦州设立东北边防军长官行署与辽宁省行署，以张作相代理边防军司令长官，米春霖代理辽宁省政府，25日，撤至北平的原省政府部分人员在省警备处长黄显声带领下抵达锦州，27日省政府行署开始办公，随后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抵达锦州。
但锦州两署纯属权宜之计，张作相、荣臻极少理事，米春霖多居天津，实际主持两署工作的黄显声仅为警备处长，仅能控制公安骑兵总队，因此在两署其存在三个月的时间之内，虽曾组织抗日义勇军，但活动范围不大，难以起到到大的作用。
至于吉林自从熙洽率众投敌，一直处于群龙无首的处境，直至11月12日，才由允诚重新组织吉林省临时政府，但是由于李振声等军政要人的反对，不得已将省政府建于宾县，省府委员随诚允赴任者只有王之佑一人，而王也只在宾县住了一个多星期，就返回哈尔滨不再返回，民政厅长、省府秘书长等又相继辞职，这一省政府实际未发挥大的作用，日军攻占哈尔滨后，诚允不得不撤出宾县，这一临时省政府也不复存在。
熙洽当时代理东北边防军驻吉林副司令官，是首名投敌的东北军高级将领。
黑龙江省政府稍好一些，万福麟其时驻平未归，省政握在其子万国宾之手，但万国宾是个年轻公子，不但素无威望，而且不堪大任，黑龙江不得不请示北平，9月24日万福麟复电，“黑省军事暂由警务处长窦联芳负责照料，参谋长谢珂副之“，但窦联芳与万国宾一样畏敌如虎，只有参谋长谢珂尚能处理军务。
作为副指挥的谢珂尚能指挥黑省部队在江桥作战，一度击退了汉奸张海鹏部的进攻，并邀请马占山抵达齐齐哈尔担任黑龙江省代主席，遂有江桥之战，一度创造了东北抗战的小阳春，但是伴随马占山在次年2月附日，这一小阳春遂不复存在。
1932年4月间，马占山出走黑河再次举起抗日义旗，重新组织黑龙江政府与黑龙江抗日救国军总司令部。但随其到齐齐哈尔投敌的旧部多数均未响应，实力较强的骑兵第8旅程志远也投降日寇，因此马占山声势不再，省政府的活动范围大为缩小，只能在苦撑危局，于当年12月退入苏联。
日军在很短时间就组建起了供其驱使效命的伪政权，而东北军内部却没有统一的政权组织，各行其是，只有若干互不隶属的武力集团各自为战，形如散沙，甚至互相火并，自然可以被日军逐一击破。
谢珂将军的决心抵抗令日军一度止步于江桥。
内部矛盾早已令东北军上下离心
东北军从表面上是以张氏父子为核心，实则内部存在不同的派系。张作霖时代，奉军大致有元老派、士官派、陆大派之分，在二次直奉战争之后，三派矛盾激化，属于陆士派的郭松龄由于功高不赏，而元老派出力最少地盘最多，陆大派又对士官派长期进行压制，断然起兵反奉，郭松龄虽然反奉失败，但是东北军内部的派系纷争依然没有停息，尤其是张学良接掌东北军大权之后，又与部分权臣元老发生了激烈纷争。
在东北易帜问题上，“老一辈的显要人物都表示百分之百的不赞成，或者说都把这种急剧转变看做是一种危险“，其中以杨宇霆与常荫槐表现最为激烈。
杨宇霆在东北军这个团体内部极具威信，视张学良为小儿，张学良曾在杀杨之后给其夫人的书信谈及“弟受任半载以来，费尽苦心，百方劝导，倩人转达。欲其稍加收敛，勿过跋扈，公事或私人营业，不必一人包办垄断。不期骄乱性成，日甚一日。毫无悔改之心。“
张学良初承父业，主少国疑，又被杨常视为无物，自然有杀杨常立威之心，1929年1月10日，张学良断然于大帅府老虎厅枪杀杨宇霆与常荫槐。
杨常事件以后，东北军内部局势又是一变，张学良从表面上树立起绝对优势，并不断提拔新锐亲信在东北军担当重要位置。
如王以哲就是一例，1922年进入张学良组建的教导队，不过是一个教导队第一期中尉连副，而1928年已经成为中将师长，到918事变之后的1931年底，王已经提拔为67军军长，前后只有10年时间。
而老派人物就不断受到贬斥，大多淡出权力核心，即使是仍处于权力核心的张作相仍然与张学良有着相当矛盾，中共在1929年的一份报告就指出“统治阶级的内部有许多的冲突，新派(张学良)旧派(张作相)之争潮，就表现了军阀内部的矛盾……“
杨宇霆血溅老虎厅令东北军上下离心、万马齐喑。
这种局面在平时尚可维持，一旦发生剧变，张学良通过杀戮建立的威信就荡然无存，对东北军失去有效控制，各部各行其是，率部投敌者屡见不鲜。
试举一例，在洮南镇守使张海鹏为投敌召开的支队长会议上，徐景隆、鹏飞、刘茂义、傅铭勋等一些军官犹豫不决，甚至还有人反对，张海鹏拍案大叫：“你们都跟我当了大官，现在有事都不肯干，好!瞧姓张的小子自己去干。“这时参谋长李盛唐在一旁助纣为虐，愤然地说：“我们受张家父子这些年的压制，现在不干，还等什么时候!?“于是徐景隆、鹏飞等给张海鹏跪下赔罪，就任他的意思去做了。
张海鹏投敌经过可见通过过激手段建立起来的威信是何等脆弱，甚至于关健时刻引发激变的反作用，实际抗日阵营之中，同样因为派系矛盾导致号令不行各行其是，前述允诚组织之吉林临时政府即是一例。
而南岭、宽岭子战斗步炮两团不能协同坐以待毙，据日军称也与派系斗争有关，“李旅长原是东北边防副司令张作相的部下，但他更是张学良的亲信，步兵团长又是李桂森的直属部下，而炮兵团长穆纯昌则是张作相的嫡系，因此两人始终不能积极合作，结果一旦有事便被皇军所击破。“在这种情况下，整个东北军政自然处于土崩瓦解的局面，洮辽镇守使张海鹏、吉林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景惠、延吉镇守使兼独立27旅旅长吉兴、东边镇守使兼辽宁省防军第1旅旅长于芷山、独立骑兵第8旅长程志远(曾参加江桥抗战)、独立骑兵第7旅常尧臣、独立第21旅长赵芷香、独立第23旅长李桂林等纷纷率部投敌。
张景惠是张作霖的结义兄弟，对老张甚至有知遇之恩，但九一八事变后的紧要关头他却离张学良而去。
据国联调查:“其中驻辽宁之军队，约有五万左右撤入关内，所剩留关外者有十四万人，据日本当局所述，现在关外军队之数为十一万人，八万人已加入满洲国军，三万人则在吉林之东北，抗御日军及满洲国军队，约有二万人或已加入所谓义勇军“。
虽然双方数字略有差异，但大致吻合，可知滞留关外的十四万东北军约有8万投敌，1932年初期伪满洲国军不过8.5万人，而旧东北军竟达8万之众，这8万旧东北军不但参加对日作战，反而助纣为虐，成为日帝帮凶，加剧东北沦陷，这自然与张学良不能妥善处理东北军内部关系大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