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下达“不抵抗”命令的责任，以往一直归咎于蒋介石，一直流传蒋向张学良下达过不抵抗的手谕，甚至有文章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给张学良10余件电报函件，令其不抵抗。因为有这些函电，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即以此威胁，使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不敢加害张学良。
张学良下达不抵抗命令
张学良回到病房后，立即接通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电话，了解详情，吩咐荣臻不得擅自抵抗;并与南京当局电话联系，亲自通话，请示如何应变。迅即召来顾问特纳，让他通知欧美各国驻北平新闻记者，夤夜通报日军攻占沈阳消息……是夜，张学良几乎没有休息。待记者招待会毕，他才回到病房稍睡些许时间。
9月21日张学良打给南京政府的电报中提到，“先是我方以日军在北大营等处演习示威，行动异常，偶一不慎，深恐酿成事端，曾经通令各军遇有日军寻衅，务必慎重，避免冲突。当时日军突如其来，特出意外。我方乃向官方请示办法，官方即根据前次命令，不许冲突，又以日军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未几，日军攻入北大营内，驱杀士兵，毫无顾忌。我军不得已，遂退出营房”。这封电报也证明了张学良“九一八”事变当夜即对东北军做出了明确指示，只是对事变的性质判断失误，事变发生时还以为日方只是“寻常寻衅”;事变发生后，又希望和平解决，还不明白“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人策划已久，解决满蒙问题的决战，直到已经开战，还抱着和平的幻想。
不抵抗命令的出炉
电文中的“官方”在这里显然指的是南京国民政府，“根据前次命令”也就是说张学良和南京政府的统帅蒋介石在事变前就探讨过此事，并且已经达成共识。
张学良
其实早在8月上旬，日方提出关于中村事件的交涉时，张学良就已向蒋介石请示对策，蒋的答复是“要效仿印度甘地，遇事退让，军事上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方针”。蒋还在8月16日致张学良的函电中说：“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挑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9月12日，蒋介石在石家庄车站列车内会见张学良时，又一次当面解释了他的不抵抗政策。
事后，张学良曾私下对东北军将领何柱国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见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开枪的，他们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的嘴大，我们的嘴小，到那时就分不清了。”可见早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蒋介石与张学良就对东北形势就有了初步的判断，并且达成了一致的处理办法——不抵抗主义。
所以“九一八”事变当日不像民间流传的那样——张学良对东北军没有下达命令，而是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造成东北军一溃千里的局面。
不抵抗命令谁之过
关于下达“不抵抗”命令的责任，以往一直归咎于蒋介石，一直流传蒋向张学良下达过不抵抗的手谕，甚至有文章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给张学良10余件电报函件，令其不抵抗。张学良的部下王卓如、阎宝航建议他将这些电报妥为保存。后来，张氏夫人于凤至让张学良赴欧考察时，特地保存在伦敦汇丰银行保险柜中。因为有这些函电，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即以此威胁，使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不敢加害张学良。
但据为张学良所信任、替张氏记录口述历史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张之宇记载，张氏曾自疚，告诉他：“我是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事件，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推卸责任。外间传说我有蒋(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谕存于凤至手中，是扯淡。于凤至不是那种人。”
张学良晚年所说还是公允的。依张学良所拥有的政治、经济、军事乃至外交上的实力，他和蒋介石之间在本质上绝不是上下级关系，更像是一种利益联盟的盟友关系。蒋介石在战前对张学良无论面谈还是派发电报，更像是阐明自己的态度，并且对张本人表达建议，不会直接影响张向所部发号施令。所以有关“不抵抗”命令的出炉，张学良于情于理都要负绝大部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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