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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两江总督被刺案疑云:到底谁是幕后主使?

公元1870年(同治九年),江宁这座太平天国的前都城“光复“不久,百业未定。这年8月底,新任两江总督马新贻决定举行军队操演。谁知,该月23日,江宁将军魁玉飞章入奏: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身亡。封疆大吏、一品大员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军队环绕之中为歹徒刺杀,一时间朝野震惊,举国倾注。同治帝喻之为“武元衡盗起身旁“。

这件被称为“刺马案“的大事件轰动多时,流传版本众多。

江宁官方向朝廷奏报的版本是这样的:总督阅视操演原定是8月21日。但是这天突降大雨,总督只好推迟操演。演武厅,亲自阅射。依惯例,总督阅射允许百姓参观。这是江宁的一大盛典。因此马新贻阅毕回署的箭道两旁挤满了围观的群众。马新贻一行来到总督署后院门外时,有马新贻的同乡,山东郓城武生王咸镇跪道求助。巡捕将其推走查问。马新贻继续前行,不几步,有人拦道喊冤。正当旁人想依例推开时,谁知那人在队伍停后亮出一把明亮的匕首,直扑马新贻刺去。马新贻右肋中刀,跌下马呻吟。事后查明匕首刺进右肋,深至数寸。

跟随差弁一拥而上。刺客既不抗拒,也不逃跑,从容就缚。第一个赶到现场的中军副将喻吉三喝令将凶犯捆缚到督署候讯,连忙差人飞报江宁将军魁玉和司道各员。遇刺后,马新贻面如土色,双手紧抱胸部,在地上萎缩着身子。差弁、家人忙取下门板,将其抬进督署上房。等魁玉等闻讯赶到总督府探望时,马新贻已经呼吸困难,生命垂危了。马新贻自知命将亡,挣扎着口授遗疏,令嗣子毓桢代书,请魁玉代呈朝廷。午后,马新贻失去语言能力,拖到第二天下午2时许死亡。

江宁事务之后由魁玉主持。将军魁玉、藩司梅启照、臬司贾益谦等会合地方大小官员先后轮流审讯刺客。刺客坦然供认姓名张汶详,河南人,只求速死,即使严刑也不吐露行刺缘由。

坊间的传闻叙述线索大致与之相同,但增加了一些细节。有人听到刺客在刺杀成功后高喊:“刺客是我张汶详!“又有人说张汶详当时口中不停地喊:“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今日拼命,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并有仰天狂笑等豪壮之举。更有消息灵通者说马新贻临死前曾对身前最宠爱的某妾说:“我误卿先,卿今误我也。“

马新贻作为封疆大吏,列入国史。他是怎么被人离奇刺杀,又怎么掀起了轩然大波呢?

马新贻,字谷山,山东菏泽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先后担任安徽建平知县,代理合肥知府。在镇压太平天国战争中,马新贻先后参加了庐州巢湖战役、舒城战役,先后升任庐州知府,代理安徽按察使。在庐州战役中,马新贻因所部溃败印信丢失,被朝廷革职留任。咸丰九年、十年,马新贻母亲、父亲先后逝世,马按律应丁忧,被挽留,两年后任候补道员。因庐州战役、蒙城防卫战的功劳,先后出任按察使、代布政使,布政使,浙江巡抚,闽浙总督。同治七年,马新贻调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马新贻勤政爱民,在任上兴修水利,开荒种地;减浮酒,除陋习;奖廉能,惩贪墨;体恤寒儒,兴办实学,刊刻书籍等等。

同治帝接到江宁的600里加急信后,大为骇异。马新贻是第一位在任上被刺杀的两江总督。一石激起千层浪,朝廷懵了。在半个月后的9月9日,朝廷才做出正式反应:第一,调直隶总督曾国藩接任两江总督,未到任以前由江宁将军魁玉暂时兼职代理;第二,命令代理总督魁玉督促两江相关官员抓紧严讯,按法惩办案犯;第三,因为南方不靖,密旨安徽巡抚英翰加强长江防务和地方治安;第四,朝廷尤其关注张犯行刺的缘由,严令江宁方面严刑熬审。

魁玉一日接到四道上谕,连连回奏“张犯刁狡异常“,“自知罪大恶极,所供各情一味支离“,张汶详只求速死。在魁玉主持刺马案审讯的阶段,最大的进展是对张汶详身世的调查。张汶详是太平天国分子,曾在太平军侍王李世贤名下领兵打仗,转战安徽、江西、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张汶详的女儿张宝珍、儿子张长幅,同居的舅嫂罗王氏等都被擒拿到案。

一个多月时间里,案子进展很慢。朝廷对魁玉始终没有触及杀人动机的奏折非常不满。据参加会审张汶详的官吏陈镜题透露,张汶详供认马新贻在咸丰七年庐州失守时曾被太平军俘获。马新贻便衣混在乱军中,与一个叫时金彪的人一起释放。当时在座的审问官员大惊失色,书吏们都不敢下笔。审案官员删除了当日的记录,并函文山西巡抚,将在山西的时金彪抓获,解向江南。

就在时金彪在押解过程中,朝廷下旨,以漕运总督张之万为钦差大臣,审理刺马案。身在河南的张之万于1870年9月25日收到吏部咨文,5天后即起身。10月7日,张之万抵达江宁。张之万到江宁后,时金彪也从山西解到了。魁玉陪着张之万提讯了时金彪两次。每次都只有布政使和按察使参与审讯。但是这两次审讯都没有留下任何录供。张之万是老谋深算之人。作为空降的钦差,他清楚一个官场旋涡正在形成。马新贻简历中最大的波折是“庐州战役“。马部惨败,但因为巡抚、钦差等一再保荐,马新贻依然官运亨通。江宁收复后,湘军出了大力气。当时两江一带,遍布湘军部队;南方各省,几乎为湘军所控制。然而朝廷平地一声雷,突然发表文官出身、功劳资历都不显著的马新贻出任两江总督,着实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官场还有传闻,说马新贻之前任闽浙总督,进京陛见请训期间,曾经被慈禧太后单独召见密谈。宫中盛传,马从养心殿出来时,大汗淋漓,朝服浸湿,惊恐万状。刺马案审讯至今,张之万不得不思考如何评价马新贻的问题了。马新贻背后的官场关系网、朝廷与马的关系、两江地区复杂的军政形势,都预示着刺马案的深不可测。

之后有人催促加快审讯进度时,张之万不软不硬地说:“案情重大,不便徒事刑求。偿未正典刑而瘐死,谁负其咎?“从10月初到12月初的两个月时间里,张之万只是和魁玉联衔上奏,质讯中军副将喻吉三,以及武巡捕候补都司叶化龙等,要求追究防护失职之责。朝廷在12月9日、12日、18日连下三道谕旨,严加训斥张魁二人。时已入冬,三个月前就出任 两江总督的曾国藩还是没有到江宁来。

张之万、魁玉二人熬不过,在12月12日抛出了《审明谋杀制使匪犯,情节较重,请比照大逆向拟,并将在案人犯分别定拟罪名摺》说:“凶犯张汶详曾从发捻,复通海盗,因马新贻前在浙抚任内,剿办南田海盗,戮伊伙党甚多。又因伊妻罗氏为吴炳燮诱逃,曾于马新贻阅边至宁波时,拦舆呈控,未准审理,该犯心怀忿恨。适在逃海盗龙启等复指使张汶详为同伙报仇,即为自己恨,张汶详被激允许。该犯旋至新市镇私开小押,适当马新贻出示禁止之时,遂本利俱亏。迫念前仇,杀机愈决。同治七、八等年,屡至杭州、江宁,欲乘机行刺,未能下手。1870年8月22日,随从混进督署,突出行凶,再三质讯,矢口不移其供,无另有主使各情,尚属可信。“张之万、魁玉的奏折既无确凿证据,又无供词,最后用“尚属可信“四字结案,敷衍之意明显。朝廷批示“不足以成信“,并宣布派刑部尚书郑敦谨作为钦差大臣携随员赴江宁复审,撤换张之万。张之万大败而归。

湘军领袖曾国藩在干什么呢?8月21日,马新贻遇刺的前一天,江苏巡抚丁日昌自江苏急匆匆地赶到天津直隶督署,与曾国藩密谈良久。案发,丁日昌与曾国藩日日密谈,夜夜磋商。30日上午,曾国藩接到上谕调他返任两江总督。曾国藩感到愕然,急召丁日昌、幕府多人密商。魁玉、布政使梅启照、候补道孙衣言等给他频频来函。曾国藩密切关注江宁的一举一动。丁日昌更是每时每刻都在传递着江宁案审理的消息。回任两江总督,对曾国藩来说有种难以言语的感觉。曾国藩刚处理了天津教案,受到中外抨击,列强嫌他惩处不力,国人骂他“残民媚外“。回任两江,利在可以使自己脱身天津泥潭。但当初曾国藩正是因为势力遍布南方各省,功劳卓著,人才济济,引起了朝廷的猜忌。所以不得不离开南方老巢,来紧挨着北京的天津任职的。成为镇压太平天国首席功臣之后,“功高镇主“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他。朝廷在收复江宁后即裁撤湘军,空降马担任两江总督。马死后,朝廷让保持低姿态的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实质上是出于两江地区军政复杂,需要曾国藩这个实力派首领去控制乱局的考虑。这并不是信任,而是利用。

曾国藩并不起程,反在9月2日上了一道《谢调任江督恩因病请开缺摺》,向朝廷辞去两江总督的职位,并说自己健康恶化,视力衰退,要求连自己兼任的大学士也一起辞去。

朝廷三天后答复:“两江事务殷繁,职任綦重,曾国藩老成宿望,前在江南多年,情形熟悉,措置咸宜,现虽目疾未痊,但得该督坐镇其间,诸事自可就理,该督所请另简贤能之处,著毋庸再议。“10月20日,慈禧太后在养心殿东间就任命一事专门召见曾国藩。可是曾国藩却在北京养起病来了。慈禧太后不得不在11月1日再次召见他。见面就问,你什么时候起程去江南啊?曾国藩说,快了快了。慈禧太后又说“马新贻办事很好“。曾国藩心中一块大石头落地,忙向慈禧点头称是。

此时,先期回苏州的丁日昌擅自上奏,要求曾国藩迅速赴两江任。这是因为舆论对刺马案的猜测,开始将凶嫌的矛头引到了他的头上。两江时论说马新贻被刺,是因为督抚不和。同治八年10月5日,太湖水师后营右哨勇丁徐有得、刘步标逛妓馆的时候与丁日昌之子、知府丁惠衡,丁日昌之侄、监生丁继祖发生争执。苏州亲兵营补用游击薛荫榜带亲兵胡家岳、丁玉林(丁日昌族人)打了徐有得40军棍,4天后徐有得因伤死亡。丁日昌看到子侄闲游妓馆滋事,致勇丁被责酿命,不得不上奏,自请议处。上谕命马新贻审理此案,丁继祖投案,丁惠衡传唤未到。据丁日昌说,丁惠衡夜里越墙逃匿,不知去向。此案因丁惠衡拒不到案,一直拖到1870年7月6日才结案。此案结案后40多天,马新贻被刺,此时丁惠衡仍未归案。传闻到京,朝里也是沸沸扬扬。不久上谕免去丁日昌江苏巡抚之职,调补张之万任江苏巡抚。朝廷借舆论之口,行抑制藩镇之实。丁日昌成了刺马案中落马的唯一一位湘军大将。

11月7日,曾国藩开始南下的旅途。12月12日才抵达江宁。第二天上午,张之万急急忙忙交接案件,下午就匆匆跑回清江浦去了。曾国藩也采取了拖延战术。他在等,等素有“铁面无私“之称的刑部尚书郑敦谨的到来。在之后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曾国藩从未主持过审理案件。

1871年1月7日(同治十年),郑敦谨入宫请训,随即装束就道,驰赴江宁。他们徒步涉雪而行。途中多人冻伤。2月18日江宁时众人衣衫褴褛,不堪入目。这一天正是大年除夕。正月初二,雄心勃勃的郑敦谨即关门审案。连讯14天,毫无确供。与郑敦谨并坐正堂的曾国藩,半个月中59 一直默默地听着很少发问。末了,他对郑敦谨淡淡地说:“将来只好仍照魁、张二公原奏之法奏结。“

郑敦谨也不傻,马上明白这个案子是不能深究的。他打定主意,熬审不用刑,堂威喊得震天响,装出一副热火朝天的样子。3月19日,郑联衔上奏:“会同复审凶犯行刺缘由,请仍照原拟罪名及案内人犯按例分别定拟。“奏折比张魁的定拟更加详细,取供、采证、行文更加缜密,但换汤不换药。一是强调张汶详“听受海盗指使并挟私怨行刺“,“实无另有主使及知情同谋之人“。二是对张汶详量刑更加残酷,除了“按谋反大逆律问拟,拟以凌迟处死“外,又增加了一条“摘心致祭“。这件事情实在拖得太久了,朝廷最终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3月26日,谕旨下达,将张汶详定了一个“漏网发逆“和“复通海盗“的罪名,处决,剜心,祭奠马新贻,又厚厚抚恤马新贻。4月4日,曾国藩奉旨监斩,将张汶详凌迟处死,并摘心致祭。江宁、安庆、杭州、海塘建马新贻专祠。

此时,先期回苏州的丁日昌擅自上奏,要求曾国藩迅速赴两江任。这是因为舆论对刺马案的猜测,开始将凶嫌的矛头引到了他的头上。两江时论说马新贻被刺,是因为督抚不和。同治八年10月5日,太湖水师后营右哨勇丁徐有得、刘步标逛妓馆的时候与丁日昌之子、知府丁惠衡,丁日昌之侄、监生丁继祖发生争执。苏州亲兵营补用游击薛荫榜带亲兵胡家岳、丁玉林(丁日昌族人)打了徐有得40军棍,4天后徐有得因伤死亡。丁日昌看到子侄闲游妓馆滋事,致勇丁被责酿命,不得不上奏,自请议处。上谕命马新贻审理此案,丁继祖投案,丁惠衡传唤未到。据丁日昌说,丁惠衡夜里越墙逃匿,不知去向。此案因丁惠衡拒不到案,一直拖到1870年7月6日才结案。此案结案后40多天,马新贻被刺,此时丁惠衡仍未归案。传闻到京,朝里也是沸沸扬扬。不久上谕免去丁日昌江苏巡抚之职,调补张之万任江苏巡抚。朝廷借舆论之口,行抑制藩镇之实。丁日昌成了刺马案中落马的唯一一位湘军大将。

11月7日,曾国藩开始南下的旅途。12月12日才抵达江宁。第二天上午,张之万急急忙忙交接案件,下午就匆匆跑回清江浦去了。曾国藩也采取了拖延战术。他在等,等素有“铁面无私“之称的刑部尚书郑敦谨的到来。在之后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曾国藩从未主持过审理案件。

1871年1月7日(同治十年),郑敦谨入宫请训,随即装束就道,驰赴江宁。他们徒步涉雪而行。途中多人冻伤。2月18日江宁时众人衣衫褴褛,不堪入目。这一天正是大年除夕。正月初二,雄心勃勃的郑敦谨即关门审案。连讯14天,毫无确供。与郑敦谨并坐正堂的曾国藩,半个月中59 一直默默地听着很少发问。末了,他对郑敦谨淡淡地说:“将来只好仍照魁、张二公原奏之法奏结。“

郑敦谨也不傻,马上明白这个案子是不能深究的。他打定主意,熬审不用刑,堂威喊得震天响,装出一副热火朝天的样子。3月19日,郑联衔上奏:“会同复审凶犯行刺缘由,请仍照原拟罪名及案内人犯按例分别定拟。“奏折比张魁的定拟更加详细,取供、采证、行文更加缜密,但换汤不换药。一是强调张汶详“听受海盗指使并挟私怨行刺“,“实无另有主使及知情同谋之人“。二是对张汶详量刑更加残酷,除了“按谋反大逆律问拟,拟以凌迟处死“外,又增加了一条“摘心致祭“。这件事情实在拖得太久了,朝廷最终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3月26日,谕旨下达,将张汶详定了一个“漏网发逆“和“复通海盗“的罪名,处决,剜心,祭奠马新贻,又厚厚抚恤马新贻。4月4日,曾国藩奉旨监斩,将张汶详凌迟处死,并摘心致祭。江宁、安庆、杭州、海塘建马新贻专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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