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和隋炀帝，一个是开创了“贞观之治”一代盛世的开明皇帝，一个却是让隋朝灭亡的亡国之帝。又因为唐太宗对于建立唐朝的丰功伟绩，所以唐朝人对于他，都是一水的赞扬歌颂，这也导致现在所保存下来的相关记载与评论也都是好的。而隋炀帝，光是从后人给他的这一“炀”的谥号，就可以知道人们有多不待见这位皇帝。两相比较之下，两人似乎本没有什么可比性。但，虽然历史大多时候都是由成功者书写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一些史料的蛛丝马迹中，看到唐太宗和隋炀帝，这两个本扯不到一起去的皇帝之间的共同性。
在为本朝平定天下方面，李世民战功赫赫尽人皆知自不必说，但其实杨广也有平陈的很好的成绩单。那时杨广以晋王身份率军出征，51.8万兵马、50位总管，皆由杨广统一指挥。军事行动方面固然有高颎等参谋决断之功，但杨广作为统帅的作用恐怕也不能简单地一笔勾销。对本朝的战功，李世民更大。
隋炀帝与突厥启民可汗一度将双边关系提升至蜜月期，直到启民可汗去世以后，双方关系恶化。对吐谷浑的征服，使得今天的青海的大部分地区历史上首次置于中原王朝的行政管辖之下。唐太宗对东突厥的的战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颉利可汗被俘，以前臣服于东突厥的各族都奉唐太宗为“天可汗”。对高丽，隋炀帝三次劳师远征，第三次虽然高丽王乞降的结局给隋朝一点面子，但隋朝显然没有什么实质性收获。唐太宗不顾众多大臣甚至后宫徐惠的批评和反对，坚持征高丽，还是未能取胜。大体说来，两人对本朝都有开疆拓土的业绩，唐太宗的成绩更突出。
经营洛阳和修大运河是彼此相关连的两件事。大运河把以长安为政治中心的中国西部，与旧日北朝的高齐与南朝的陈控制的东部地区紧密联系起来。中学和大学的教科书上大多强调运河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枢纽作用，其实这是按照元朝大运河的走向和作用来理解隋唐运河了。在古代农业文明国度里能有隋唐大运河这样的构思和决策，毫无疑问是十分罕见的，然而又是经济上交通上极其有效的。唐人有诗赞曰:“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其实就大运河的作用来讲，隋朝大运河工程的意义决不会在传说中大禹治水的功绩之下的。“水殿龙舟”的辉煌与奢侈，都不能掩盖大运河的长久价值。营建东都洛阳，政治上便于控制东方形势，军事上兼有防御作用，经济上结合附近的洛口仓、回洛仓，缓解了朝廷的漕运压力，为灾荒年景里朝廷东迁就食奠定了很好的基础。隋炀帝营建洛阳，在中国的政治中心从偏处西部的长安向东边的开封等地转移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长时段历史来看，这两大工程对后代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其正面效益应该超过长城工程。所以说，隋朝修大运河与营建东都洛阳的历史作用绝对不可低估。这也是隋炀帝心胸远见的卓越表现，此举奠定了他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
在私德方面，两个人继承帝位都引人批评。李世民杀兄夺位的玄武门之变，早为读者熟知。杨广究竟是属于正常即位还是弑父抢班夺权呢？宫中事秘，千载之下，难以断定。在历史上，这两人在这方面都属于名声不佳的，挨骂的时候多。男女方面，炀帝有好色的名声，甚至有在其父临终之前急于调戏陈夫人的“绯闻”。历代帝王中杨广这方面其实并非特别出圈，陈夫人被调戏的故事也许还有文人渲染传播来污蔑杨广糟践杨广的可能性。唐太宗的太太团规模也不小，其中既有长孙皇后，有贤妃徐惠，也有隋炀帝的女儿，有弟弟齐王元吉的妃子。这方面，两人真的差不太多。
以上历史流水帐说明:开创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与亡国君主隋炀帝杨广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无论是对于本朝的贡献对历史的影响还是个人的私德。
就心胸而论，隋炀帝留下很多嫉贤妒能的故事，这无疑是值得记取的教训。对本朝有大功的杨素，隋炀帝表面上待遇优厚极其信任，内心却十分忌惮。杨素临终，隋炀帝派人嘘寒问暖探视病情，把皇帝御用药品赏赐给杨家，似乎很关心，暗中向御医打探病情，唯恐杨素不能快快死掉。杨素很清楚皇上对他的态度，所以，知道自己病势沉重之后他连药都不吃。杨素去世以后，葬礼隆重，如此而已。高级官员薛道衡以文学出名，却因为写了怀念隋文帝杨坚的文章，发表了怀念名臣高颎的言论，治罪赐死。隋炀帝曾对虞世南讲过:“我最讨厌别人谏诤了，尤其是地位已经很高却还想通过进谏博取名声的人。就算地位卑下的人，我多少会容忍一点，但也决不会因为进谏就给他好的前程。”大业十二年(616)，形势已经大乱，隋炀帝仍然极端厌恶讲真话的人，根本不愿意听取真实情况的报告。反对他此时巡幸江都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赵才被押，任宗被杀。以盗贼充斥进谏的崔民象，甚至被残忍地剔掉下巴然后处斩。
此后，敢于进谏的人当然越来越少。所以，隋炀帝时期会发生杨素的儿子杨玄感起兵反隋的重大事件，参与者很多都是隋朝的高干子弟，这足以说明隋炀帝在政策上、政治上出了大问题，造成了统治集团上层的严重分裂。从社会底层到社会高层都对当今皇上深怀不满充满怨恨，全国形势即将彻底崩溃，第一责任人自然只能是隋炀帝杨广。他的所作所为直接使隋王朝由极盛向灭亡转变，严重激化了社会矛盾，其中也包括阶级矛盾，超越了社会各方面的容忍极限；而吸取了隋亡教训的李世民，尽管没能很好地长时间地坚持贞观初年的作风，尽管骄奢之心难免滋长，毕竟在大局上整体上张弛有度，没有引发严重社会问题。李世民虽然面对进谏的也有不耐烦的时候，也曾在后宫发狠说:“恨不得杀了魏徵这土老头！”但大体上还是能够虚心纳谏，尽量假以辞色，至少基本上能容忍臣下进言。
隋炀帝杨广把本来有着很好基础，甚至就要走向盛世的隋朝，带向了迅速崩溃和灭亡的地步；而唐太宗李世民却把刚建国，还不稳定和统一的唐朝，带向了统一和强盛的地步，并为自己子孙的事业奠定了相当坚固、踏实的基础。所以即使他们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他们统治的结果却截然不同，处于两个极端。在千年后的我们看来，只能说是两者在统治观念的根本上就不同，这可能也是为什么隋炀帝与唐太宗有着那么多的相似之处，却仍然让国家走向灭亡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