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一下被乾隆提满了所谓“诗”的“赝品”《富春山居图》“子明卷”，乾隆把这幅“赝品”一再把玩，六下江南也带在身边。这位喜好题跋盖印犹如在邮局上班的老大爷，在这幅“赝品”上面不停的御题、御跋、御记、御识，一共多达五十五处，密密麻麻满布山巅树梢，把个画卷弄得“满目疮痍，体无完肤”。后来实在无从下笔了，才恋恋不舍地题上“以后展玩亦不复题识矣”。
不过转过年，乾隆又得到了另外一幅《富春山居图》。两幅《富春山居图》，一幅是真，一幅是假，可是两幅画实在是太像了，即使对古画颇有研究的乾隆也难以分辨。后来，乾隆得知了哪一幅才是真的《富春山居图》时，他不愿承认自己此前收藏的是假画，就一边坚定地宣布真的无用师卷是“赝品”，一边又以不菲的价格将这幅所谓的“赝品”买下。原因就是，这幅画虽不是“真迹”，但画得还不错。为此，他还特意请大臣在两卷《富春山居图》上题跋留念。直到1816年胡敬等奉嘉庆帝编纂《石渠宝笈》三编，《富春山居图》的真迹才得以正名被编入。
子明卷是明末文人临摹的《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后人为了以假乱真，多赚点钱，所以将原作者题款去掉，还伪造了黄公望题款，并且继续伪造了邹之麟等人的题跋。这一切的手段都把乾隆帝蒙骗了。其实子明卷仿制的漏洞并不难发现。元代书画上作者题款都是在绘画内容之后，而子明卷却将作者题款放在了画面上方的空白处，这明显不符合元代书画的特点。但是乾隆书画鉴赏水平，显然并不足以看出这些漏洞。
《富春山居图》是黄公望耗时七年为其师弟无用创作的。这幅纵33厘米，横636.9厘米的长卷，是他生活在富阳，又以富春江为题材推出的力作。时至今日，当人们从杭州逆钱塘江而入富阳，满目青山秀水，景色如画，就会自然地联想到《富春山居图》与两岸景致在形质气度上的神合，从心底里赞叹作者认识生活，把握对象的神髓，进而提炼、概括为艺术形象的巨大本领。
《富春山居图》从完成的一刻，精通卜卦的黄公望已预言此画未来命运将“巧取豪夺”。此预言不幸一语成谶。七百年里，这幅画牵动了太多人的悲欢。黄公望在公元1350年于画末落款题跋，“暇日于南楼援笔……兴之所至，无用过虑，有巧取豪夺者。俾先识卷末，庶使知其成就之难也……”落款那一年是庚寅年，从此有关此图的故事，不断于不同的庚寅年出现转折;而且凡想巧取或豪夺者，正如大痴预言，"终难究其全貌矣"。
明成化年间沈周藏此图时便遭遇“巧取”者。沈周请人在此图上题字，却被这人儿子藏匿而失。后来此图又出现在市上高价出售，敦厚的沈周既难于计较又无力购买，只得背临一卷以慰情思。之后又经樊舜、谈志伊、董其昌、吴正志之手。
清顺治年间，《富春山居图》在吴家流传至第三代，碰到了痴画疯子吴问卿。其临终前竟遗言，将此画“火殉”。吴问卿生前爱此画，除为其打造一间“富春轩”特别供奉外，据传睡觉抱着它，饮食望着它。枕旁桌边，一幅高僧本无痕、无用、无求的巨作，从此走上爱执癫痴的悲剧命运。根据记载，吴问卿在明代覆亡之际，还曾光着脚带着这张手卷躲入山中避难。就在稀世珍品即将付之一炬的危急时刻，识货的侄子从火中把富春长卷抢救出来。当时文坛已将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与王羲之的《兰亭》相提并论，所谓国之二宝。历史巨作虽未烧成劫灰，却从此一分为二，一大一小。前段较小，称“剩山图卷”;后段画幅较长，称“无用师卷”。
时代变迁，几经辗转，《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真迹在清宫里静静安放了187年。直到1933年，日军攻占了山海关。故宫博物院决定将馆藏精品转移，以避战火浩劫。自此之后的15年中，《富春山居图》与近百万件故宫文物一起，历尽艰辛坎坷，行程数万公里，由北京经南京辗转运抵四川、贵州，至抗战结束后，陆续运回南京。又于1948年底，被运至台湾;而重新装裱后的《剩山图》，在康熙八年(1669年)让与王廷宾，后来就辗转于诸收藏家之手，长期湮没无闻。至抗日战争时期，为近代画家吴湖帆所得，并最终于1956年成为浙江博物馆“镇馆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