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病夫”即“东亚病夫”的别称，其他称谓尚有“远东病夫”、“亚洲病夫”、“亚东病夫”等，只是极少提及，与前二者不可相提并论。目前人们对“东亚病夫”多有关注，至于在近代颇为风行的“东方病夫”，则渐渐被“东亚病夫”所取代，湮没不闻。那么，“东方病夫”在近代的流行状况如何?它又是因何为“东亚病夫”所取代?
清末民初：“东方病夫”广泛存在
依据目前史料记载，较早提及中国是“病夫”的是1876年1月4日《申报》所述，中国“如土耳其国，早已素称病人”。至于“东方病夫”一词的正式使用，学术界通行的看法是：1896年，英国《伦敦学校岁报》发表专文评述中日甲午战争，称：“夫中国--- 东方之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该文于1896年10月17日由《字林西报》转载，11月1日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转载了中文译文(梁启超翻译)。
之后“东方病夫”问题引发舆论界的较多关注。1901年《国民报》第3期载文《东方病人》，1903年《万国公报》第174期载文《东方病夫之伴侣》，同年秋陈天华撰文《警世钟》，1904年8月31日孙中山之文《支那问题真解》，1907年《中国新女界杂志》第2期所载文以及诗人林栋诗《寄题刘聘臣明府耐庐》等，都提到中国是“东方病夫”。如陈天华在《警世钟》一文中激情呐喊：“耻呀!耻呀!耻呀!你看堂堂中国，岂不是自古到今四夷小国所称为天朝大国吗?为什么到如今，由头等国降为第四等国呀?外国人不骂为东方病夫，就骂为野蛮贱种。中国人到了外洋，连牛马也比不上。”
上述之外，近代中国第一大报《申报》在1905年2月25日，1906年2月20日、3月11日、9月20日，1907年11月29日，1908年11月4日，6次将“东方病夫”与中国关联起来。其中1906年3月11日《黄医士一百零五日尅烟纤丸浅近说》、1908年11月4日《铁世界》，乃药品广告，其影响可以想见。
到了民国时期，文献材料中亦多有“东方病夫”的记载。1912年《易俗伶学社缘起》一文，1915年5月《双星杂志》第3期刊登李涵秋的小说《爱国丐》，1916年9月1日《新青年》2卷1号发表陈独秀之文《新青年》，1924年3月9日瞿秋白在《民国日报·追悼列宁大会特刊》上所发表《历史的工具--- 列宁》一文，1928年《图画京报》载文《怎样才能涤此“东方病夫”之诮》等，接连提及“东方病夫”。如《爱国女学校年刊》第1期上刊登该校文科三年级学生徐如玉之文《组织运动会之起因及今后应持之态度》，文章开头说：“我国弱国也，东方病夫之称，久已闻于全球”。“久已闻于全球”一语，道破了“东方病夫”广泛存在。再以《申报》为例，在1912-1931年间，提及“东方病夫”达83次。总之，清末民国时期“东方病夫”广为述及。
民国中后期：“东亚病夫”取代“东方病夫”
我们在看到“东方病夫”风行的同时，万不可忽视更为广泛存在的“东亚病夫”。以《申报》为例，提及“东亚病夫”共计311次，其中有20次指的是《孽海花》的作者曾朴(笔名“东亚病夫”)，予以剔除，剩余291次。而《申报》提及“远东病夫”的只有10次，其他的还有“亚洲病夫”2次，“亚东病夫”1次。
总体来看，“东亚病夫”与“东方病夫”比之其他称谓，存在得更为广泛。单就二者而论，在1920年代末以前，准确地说，是以1927年为界，“东亚病夫”为39次，“东方病夫”则为48次，之后则天壤有别，“东亚病夫”远远超过了“东方病夫”。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变化?这与土耳其及其凯末尔改革有关。西方最早称土耳其为“东方病夫”，1909年3月24日《申报》所载《论日土外交之起点》，《时兆月报》1919年第10期所载《东方病夫之问题》，均提及西方称土耳其为“东方病夫”，1942年出版的、法国人德比腊儿所著的《今世欧洲外交史》(下卷)述及“一八七五年之土耳其”时道：“东方病夫之土耳其，近顷益见危笃。”于此可知，“东方病夫”在近代，不仅仅指中国，也包括土耳其。不过，这种情形在1920年代发生了突变，起因在于凯末尔改革。
“现代土耳其之父”凯末尔在1923-1938年间担任土耳其共和国的总统，他力行改革，在各方面试图使土耳其走向西方、走向现代，也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目标。经过他的努力，土耳其摆脱了内部和外来的束缚，开始向工业化、现代化迈进。凯末尔改革不仅提升了土耳其的国力，而且导致同为“东方病夫”的我国对之刮目相看，这可从《申报》中所载国人的认知中洞悉端倪。1930年7月14日《申报》载文《土耳其新文学》曰：“预料新字的施行，必然刷新土耳其东方病夫的颓习，为她的将来引出一条光明的坦道。”对土耳其的未来，可谓信心满满。
1935年4月9日《申报》载文《贺公使明日启程赴任昨晚招待报界话别》道：前不久列强还把土耳其看作病夫，欺凌他、剥削他还不够，千方百计的想分夺他的产业，欧战后，土耳其所处的地位，比我国今日还要危险十倍，但是经过数年奋斗和努力之后，气象一新，他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与列强分庭抗礼，列强对他，亦不得不另眼相看了。1938年11月12日《申报》载文《两个东亚的医师》，如是写道：在东亚有两个病夫，一是被称为“远东病夫”的中国，一是被称为“近东病夫”的土耳其。同时在东亚也出了两个医师，一是孙中山先生，他来医中国的病，不幸中途故世，只留着一张药方教他的门生继续调护;一是凯末尔，他来医土耳其的病，经过了他明快的手术，不但恢复了健康，而且转成了强壮!凯末尔经过几年来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革新建设，使那被称为病夫的土耳其，成了一个现代式的新兴国家!
总之，凯末尔改革直接导致国人认为土耳其脱去了“东方病夫”的帽子，从而更多地以“东亚病夫”与中国相联系。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1920年代之前，“东亚”更多的是指东方亚洲，而非与西亚相对应的东部亚洲，今天我们理解的“东亚”是亚洲的局部，而在清末民初则是整个亚洲。1949年后，“东亚病夫”取代“东方病夫”，占据了统治地位。以《人民日报》为例，依据北京人民数据库全文检索统计，提及“东亚病夫”的有388条，而提及“东方病夫”的只有4条。总之，1949年后“东方病夫”几乎被遗忘，渐渐成为一个历史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