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受众中流传着“平生不识易中天，纵读‘三国’也枉然”的时髦话，不由使人想起清代当年“闲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之语。易中天在央视“百家讲坛”开讲“三国”及其最近出版的《品三国》一书，在听众和读者中掀起的“易中天热”，堪称人气正旺，如日中天。由一位书斋学者而变为轰动一时的超级明星，拥有一大批“乙醚”（易中天的“粉丝”）。易中天在功成名就之后，曾概述了自己成功的缘由，一是讲解历史，“想通过把历史文学化，使它变成一个有趣的事情，激起大家的兴趣”去读书。二是要把受众的眼球吸引到传统文化上来，就“要用非学术的语言来讲学术的内容”，用轻松活泼带有逗乐的方式去讲解听众关注的问题，千万“别说书话，更不能打官腔”。三是用电视的强势传播平台，摒弃学院规则，力求“传统与现代对接；学者与大众对接；学术与传媒对接”（见《十问易中天》，2006年8月30日《中华读书报》；张涛甫：《“二传手”易中天》，2006年9月7日《社会科学报》）。总之，他是把富于研究性、专业性的学术用通俗易懂的表达方式来讲解，使学术走向大众，取得了成功。
然而，世界上的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随着易中天的走红，他也遭到不少人撰文质疑，认为他的这种解读文史的方式是搞游戏学术；指摘他浮躁和媚俗，把严肃的学术研究趋于娱乐化、庸俗化；批评他用历史来要求文学，损害和贬低了如《三国演义》这样一部名著的价值；驳诘他的讲演太过注重权谋政治斗争，而较少阐释历史和人文理念，等等，涉及问题既大且多。笔者仅就他的“三国”研究的娱乐化做一些解析，所谓娱乐化，无非用过分的戏谑和搞笑去迎合受众，归纳起来有如下三点。
一是李代桃僵，标新立异，正说其表，戏说其里。《三国演义》中具有广泛影响的精彩故事就是空城计，易中天对此提出了它的“发明权”的归属问题。他说：“在《三国演义》里被诸葛亮抢走了‘空城计’的‘发明权’”，空城计其实“发生在曹操身上”，那是曹操和吕布作战中间，曹操的军队出城去收麦子，突然吕布军队杀过来，曹操情急之下，把随军女眷都派到城墙上站岗，摆Pose，满城都是莺歌燕舞，娇声嗲气。吕布看到觉得不对劲，环顾城外不远处有一丛林，疑有伏兵在内，便下令撤军。因此，易中天肯定空城计发明权在曹操，罗贯中却说作是诸葛亮的，那是“恶搞”，似乎这是他的一大发现，世人几百年来都上了罗贯中“恶搞”的当。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分清：一是历史方面的，另一则是文学方面的。就史实而言，据《三国志》裴松之注所言，三国时期确是发生过两次可称作空城计的事件，发明者是蜀国名将赵云和裨将王平。赵云一事出现于曹操与刘备争夺汉中的战事中间，不止一种史书均有较详的记载；王平一事出现于街亭之战，史书记载较为简略。就作为文学创作的《三国演义》而言，它是以《三国志》的史实作基础，进行大量艺术加工而写成的历史演义小说，后人说它的“七分实事，三分虚构”，正是表明历史与文学亦即《三国志》与《三国演义》的分野。而空城计是罗贯中根据三国史实，并对民间流传三国故事的素材作了概括提炼，移花接木创作成的，突出了诸葛亮知己知彼、因时制宜、随机应变的睿智，超人的胆识和谋略。由于虚构得既逼真又合乎情理，使人感受到艺术的真实。诚如鲁迅所言：“艺术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我们是听到过的，因为后者须有其事，而创作则可以缀合，抒写，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也。”（1933年12月20日《致徐懋庸》）空城计的故事长期来深入人心，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正是罗贯中创作的成功。而易中天既不分析史实的来龙去脉，又回避文学作品可以虚构，以及这一虚构的合理性，却节外生枝地要把它的发明权归属曹操，还一味指责罗贯中是在“恶搞”，岂不是把严肃的学术研究当作儿戏？
二是诠释不当，误导受众。易中天对三顾茅庐一事既从史学的角度，又从文学的视域加以解读。在史学方面，他以《魏略》、《九州春秋》与《三国志》及诸葛亮《前出师表》中的不同说法，探析三顾茅庐的历史真相，究竟是诸葛亮主动求见刘备，还是刘备登门拜访？这本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可存而不论。问题在于，他用了相当多的篇幅进行史学的评析：“刘玄德三顾茅庐”，“这个演义实在精彩，也很有意思。”那么，究竟精彩在何处？他只是复述了刘备“三顾”的过程、一路上所见所闻及其心情，说刘备“已不像一个礼贤下士的招聘者，倒像是上门求婚的痴情人”。接着以刘备对看守柴门童子的自报家门同《西厢记》中张生见红娘的表白曲为比附。人所共知，罗贯中根据史书记载的刘备诣孔明“凡三往，乃见”几个字及一篇短短的《隆中对》，竟演绎出有六千字的三顾茅庐的故事，构成整个《三国演义》艺术构思中统前驭后的重要环节，写景、状物、叙事、绘人虚实相生、烘云托月，艺术氛围的渲染，环境描写的出色，笔下各色各样人物见情见性，形神兼备，这是何等令人陶醉的非凡手笔！
更为要不得的是，易中天把刘备的皇叔身份比作“注水猪肉”，他好比投资方，因要开公司缺个“CEO”，所以去找诸葛亮，但又怕被人“忽悠”而去隆中一探虚实；那诸葛亮也要让刘备出大价钱把自己买断，以此让“会唱歌的农民，不懂事的童子，满腹经纶的朋友，道貌岸然的文人”做自己的“托儿”，似在伙同他人以自抬身价欺蒙刘备——刘备的思贤若渴、虔诚求见，诸葛亮的选择明主希冀实现他的宏图大志，以及二人初次相见时的推襟送抱一概不见了，诸葛亮的作为成了一个贪图私利的实足的市侩，毫无节操可言的政治庸人，哪里还有一点易中天所说的杰出的乃至伟大政治家的风范？！他甚至还说，诸葛亮还“未必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诸葛亮的军事才能是值得怀疑的”。《三国志》、《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这些或拥刘贬曹，或帝魏寇蜀具有不同政治倾向的史书有着相同的记载：诸葛亮去世，司马懿亲赴原先蜀军驻地五丈原，“按行亮之营垒处所，叹曰：‘天下奇才也！’”“天下奇才”，这是作为军事行家里手的司马懿，对多年敌手军事才能毫不怀疑而发出由衷的赞叹，现在却遭到怀疑。
三是逗乐搞笑。这在“三国”研究的讲演和著作中充斥于字里行间，还随处穿插着不恰当的比拟，例如：“大家都认为刘备是垃圾股时，诸葛亮却把他看作绩优股。”谈到赤壁之战中孙刘结成联盟的得失竟比之为现今哥们儿抢银行的成败。至于“帅哥”、“玩酷”、“泡吧”、“托儿”等现今时尚词汇，Pass、Pose等洋文，火把耳朵（怕老婆）等方言土语，五花八门，比比皆是。记得阎崇年、周思源等学者在百家讲坛上都以持重的科学态度、赅博翔实的史料，把头绪纷繁、错综复杂的事件和人物，做出条分缕析，通俗易懂的解读，那种环环相扣的推理，层层递进的论析令人心折，他们从不插科打诨，却能紧紧吸引和打动着听众。笔者曾浏览过易中天的《品人录》、《读城记》等著作，觉得他的品人、品事和品物，常是言出有据，分析得当，文字晓畅，并无戏谑逗乐，与他品“三国”的笔调可谓判若两人，其故何在？旁人就不能妄加揣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