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富贤在他的著作中旗帜鲜明的提出：人口的持续发展是社会持续发展的前提；而计划生育，乃是“民族自杀政策”。 他尖锐的批评“严格的一胎化政策”，认为它是“反人性”“反伦理”的。易言之，其要害则是“对人持一种敌视的态度”。 实际上，这样的问题在历史上就存在了。如李中清等人曾经提出：与马尔萨斯所说不同，很久以来，中国人就建立了自己的人口体系，使之能够高度理智地根据其社会经济条件来调整人口行为：他们掌握了传统的避孕和流产技术；因此，已婚生育率比欧洲要低得多（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遗憾的是，在他们的书中并没有举出中国人是如何避孕和流产的例证。为此，李伯重在一项专门研究中提出，历史上节育知识在江浙一带民间已非常普及（《堕胎、避孕与绝育——宋元明清时期江浙地区的节育方法及其运用与传播》）。 还有一点是人们认识不够的，即以康熙皇帝为代表的中国人口思想的主流，是乐见于，而不是限制人口的增长，并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力求用经济的发展来满足日益增加的人口需要（其后洪亮吉的人口思想并没有逸出这个主流之外，中国比较接近马尔萨斯的人口学家是十九世纪中叶的汪士铎，以上参见高王凌《活着的传统——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据说到十九世纪，以发展经济为主导解决政治问题的思想，才兴起于的西方（南怀瑾《原本大学微言》）。西方的文化人类学，也曾把能否养育更多的人口作为文明进步的标尺之一（《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对此，我们怎能都倒过来看呢？ 当然今天的计划生育是强制性的，不同于历史上的理智调节。但不管使用什么方法，是“避孕”呢，还是“堕胎”——我称之为“砍杀人口”——如果今天中国人口增长率已经严重下降，——如官方公布，自1999年人口调查以来，到2007年底，中国人口达到十三亿二千万，八年时间仅增加了三千万，——那我们确应像作者所说，该彻底反思国家的这个人口政策了（包括对生命的尊重与否）。 但要倒过来看，如果目前中国人口已经太多，这个计划生育政策是不是也应放弃呢——因为明明的它没有什么效果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