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是近年来《三国演义》的不同版本。从上至下分别是中华书局（200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年）的版本。
阅读提示：细读《三国演义》，很难回避一个困惑：胡适第一个把它从稗官野史提升到文学史的正宗，然而对它文学性的评价又很低，说作者“都是平凡的陋儒，不是有天才的文学家，也不是高超的思想家”，“只能成一部通俗历史，而没有文学价值”。其实，胡适的批评不无偏颇。
具备伟大小说的艺术气魄
和胡适的说法恰恰相反，《三国演义》并不是照搬历史，而是大幅度地重新安排了历史。它没有以孙刘联盟和曹操的军事搏斗为焦点，而是把诸葛亮和周瑜的矛盾作为贯穿情节的核心，将各方面的心理战全盘集中到周瑜和诸葛亮的斗智中，又把斗智的理性与斗气的情感交织在一起。
以赤壁之战为例，在《三国志》中，赤壁之战的主角并不是诸葛亮，而是孙权和周瑜，诸葛亮只是配角。北朝郦道元在《水经注》说“江水左迳百人山南，右迳赤壁山北，昔周瑜与黄盖诈魏武大军处所也。” 在唐诗中，赤壁也只与周郎联系在一起。李白《赤壁歌送别》中有“ 二龙争战决雌雄，赤壁楼船扫地空。烈火张天照云海，周瑜于此破曹公。”杜牧《赤壁》云“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作为历史来说，这一点可以说是共识，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孙刘联合，先有鲁肃的战略主动，后有诸葛亮因势利导；二是周瑜方面的诈降和火攻，刘备配合得当；三是曹操军中疾疫流行，曹军主动撤退。
而在《三国演义》中，是诸葛亮处处化被动为主动，逐步在才智上压倒周瑜，使赤壁之战的史诗画卷变成波澜壮阔的心理争雄的一幕大戏。第一，诸葛亮舌战群儒，孙刘统一战线，诸葛亮煽动了周瑜的意气，驾驭了周瑜，从而解决了东吴文官要降、武将要战的矛盾，以此展开赤壁之战的序曲。第二，统一战线内部勾心斗角，周瑜主谋孙刘联姻，孙权、刘备等各有动机，而这一切又全在诸葛亮的掌控之中，处于优势地位的周瑜遭遇一连串的失算。第三，在正面军事冲突中，诸葛亮以超凡的智力压倒了周瑜，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以“借东风”为转折点，诸葛亮和刘备的危机彻底化解，而作者让周瑜在计谋上遭到惨败之时，取得战场上的辉煌胜利，从而把赤壁之战推向高潮。第四，作者让诸葛亮对周瑜主导的苦肉计、连环计、反间计等了如指掌。最为关键的是，作者将各条相对独立的线索都集中到周瑜对诸葛亮的杀机上。第五，在如此纷繁的头绪中，作者还腾出手来，以关公华容道放曹操作为赤壁大胜的尾声，连对《三国演义》的艺术持批判态度的鲁迅都不得不赞叹这一笔的精彩。
正是以如此超越《三国志》的艺术构思，《三国演义》将敌我友三方的战争，虚虚实实的多元计谋，真真假假的心理错位，构成错综立体的情节结构；在从容不迫地驾驭之时，不乏“忙里偷闲”之笔，如在周瑜和诸葛亮之间安排鲁肃这样的中介人物，增加心理反差层次。可以说，《三国演义》是大手笔，不但在中国小说史，就是在世界小说史上都堪称具备伟大的艺术气魄。
阅读实践颠覆权威论断
鲁迅对《三国演义》的艺术在根本上持否定态度。和胡适说它文学想象不足相反，鲁迅从章学诚的“七实三虚，惑乱观者”，引出“杂虚辞复，易滋混淆” 。两位学者，一个非难其想象虚构得不够，一个又责怪它虚构太滥。不过二人在否定诸葛亮这个形象上则完全一致。鲁迅论断诸葛亮的形象是“多智而近妖”；胡适则认为作者“极力描写诸葛亮，但他们理想中只晓得‘足智多谋’是诸葛亮的大本领，所以诸葛亮竟成一个祭风祭星，神机妙算的道士。”就是对于他不得不承认精彩的舌战群儒，读了也“只觉得平凡浅薄，令人欲呕。”至于“三气周瑜”，则“仍是很浅薄的描写，把一个风流儒雅的周郎写成一个妒忌屈服的小人，并且把诸葛亮也写成了奸刁险诈的小人。”这一观念近来在易中天的《品三国》中得到更通俗的发挥。
但是《三国演义》的阅读史却证明读者们并不买权威的账。《三国演义》不但至今在中国家喻户晓，就是在日本和韩国也受到广泛喜爱。阅读的实践颠覆了权威的论断。《三国演义》艺术生命的奥秘何在？由于篇幅所限，只能以“草船借箭”作一番细胞形态的解剖。
就所谓“多智而近妖”，或者“祭风祭星，神机妙算的道士”而言，如果简单地以“不科学”而将这种文学手法一笔抹杀，则不但《三国演义》将不复存在，而且中外古典小说鲜能幸免。这样的虚构，不过是小说尤其是古代传奇小说情节的假定功能：将人物置于常规之外，以揭示其心理深层的奥秘。“草船借箭”并不是对历史文献的照搬，而是积累了上百年的艺术想象。这段历史原本属于孙权 ，在《三国志平话》中被转到了周瑜名下，与诸葛亮“八竿子打不着”。而到了《三国演义》中，这一智谋则集中到诸葛亮身上，情节功能发生了根本转变。在借箭的过程中，作者又增加了一个自然气象的因素：大雾。让诸葛亮如此准确地预知气象，其艺术奥秘不在显示诸葛亮的“多智”，而在于其他。首先，把它放在诸葛亮与周瑜的精神之战中，周瑜越是震慑于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就越是激化对他的杀心；其次，把它放在诸葛亮与曹操的矛盾之中，诸葛亮的妙算不但在气象，而且还在准确把握曹操“多疑”的心理上。
诸葛亮的这种“多智”如果孤立地看，的确可谓是近妖的术士，但是他超人的智慧，并不像《水浒》的公孙胜那样仅限于超现实的法术，其艺术价值在于他的“多智”，是由他的盟友周瑜的“多妒”逼出来的。周瑜是“好人”，诸葛亮也是“好人”，但是周瑜这个“好人”却有个心理毛病，那就是“多妒”。他的“多妒”是容不得身边有人在智慧上超越他。作者让实力上处于劣势的诸葛亮在智慧方面超越周瑜，并且取得绝对胜利。但是仅靠“多智”到准确地预报天气，还是难以稳操胜券的。料定三天之后有大雾，这一点或有某种几率，缺乏充分的必然性。此时作者的天才表现在设计了敌手曹操的心理特点：多疑。“多妒”逼出了“多智”，“多智”又碰上了“多疑”。“多智”的冒险主义因“多疑”而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于是“多妒”的就更加“多妒”，“多智”的愈发“多智”。而“多妒”者屡谋屡失，最后是“三气周瑜芦花荡”，周瑜终于意识到自己智不如人。更为精彩的是，作者让“多妒”的周瑜临终发出了“既生瑜，何生亮”的“感慨”。
《三国演义》的深邃在于它不仅揭示了周瑜这样一个人的个性，而且概括了人性心理的某种阴暗面。周瑜最后死了，但是“多妒”的心理仍然活在“武大郎开店”的俗语中。诸葛亮“多智而近妖”的艺术价值，就集中在这一点上。周瑜不完全是因军事失败而死，而是意识自己智不如人。这个英雄，是为自己的智谋优越感而活，一旦确信身边有一个比自己聪明的人就很不痛快。草船借箭和借东风，这两个超现实的想象，其情节功能就是把军事三角斗争变成了敌我友三方的心理三角错位，把斗智变成斗气，使情感的审美价值超越了实用的理性价值。《三国志》历史就这样顺理成章地蜕变成《三国演义》不朽的艺术。
很可惜的是，这样伟大的文学审美成就并未被当红的电影、电视剧的创作者充分领悟，造成了一再重复的、花里胡哨的视觉浮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