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惠王早期励精图治，勤于理政，但是在战国前期，魏惠王却武断地向赵、韩两国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但都被孙膑所击败，太子被掳，主将庞涓自杀，魏武卒几乎全军覆没，魏国由此沦为战国时期的二流国家，直至灭亡。当是时，秦国推行变法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正欲东向，挺进中原。商鞅以其敏锐的政治眼光看到了齐国两败强魏给秦国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机遇，若待魏国恢复国力，秦国东进又将困难。
据《史记》记载，在齐-魏马陵之战的第二年，商鞅即上表孝公曰：“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领阨之西，都安邑，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今以君之贤圣，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齐，诸侯畔之，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秦，必东徙。东徙，秦据河山之固，东乡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这段说词的核心内容主要有三点：第一，魏国与秦国两国比邻，彼此互为心腹之患，自吴起侵占河西之地后，魏国据函谷天险，独善关河之利，强盛之时可以西侵秦地，衰落之时则可借函谷地利，退而自守，在两国竞争中，占尽先机。第二，魏国近来被齐军两度击败，国力巨损，正是可乘之机，且秦国日益强盛，正可一战而雪前耻。第三，函谷重地，天下的命门，秦国若能占据，进可东制诸侯，退可独霸关中，此为建立帝王之业的根本。正是基于此番分析，秦孝公决定拜商鞅为将，东伐魏国。魏惠王使公子卬率兵迎战。商鞅利用魏国屡挫于外，急于谋和的心理，因势利导，主动向公子卬示好，约定会盟后罢兵。公子卬果然上当，会盟之时，商鞅暗伏甲士而袭虏魏公子卬，并乘势进攻，大破魏军。魏惠王数破于齐秦，国内疲敝，只得遣使者割河西之地献与秦求和，并徙都大梁。秦国至此又重新夺回了河西这个战略重地，形成了“被山带渭，东有关河”的有利态势，为进取中原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秦国政治家商鞅以其开阔的视野，敏锐的时机把握，为秦国打开了一片广阔的天空，并于春秋战国时期，第一次道出了辅佐君主定鼎帝王之业的追求，且提出相对的法令规范，为秦国的崛起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其开塞耕战理论将战争的目的与生产的目的巧妙地结合起来，即战争必须为民众造福，使国家实力得到确实提升，为国家政治服务，不能使国家和民族的得到实惠的战争就是浪战，是无谓地虚耗国力。对于战争而言，应讲求“胜敌一阵拓土一分”，地广则更有利于农耕，发展农业经济；而对于农耕而言，应讲求奖励耕作，发展农业，农强则仓储充盈，更有利于持久的兼并战争，正所谓“胜敌而益强”。
齐国在桂陵、马陵两破魏军，虏其太子申，杀将军庞涓，可谓是先秦战争史上的巅峰之作，将孙子的指挥艺术演绎得淋漓尽致，威震海内，其指挥者孙膑也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军事指挥家，兵家势宗的代表人物。然而，孙膑虽有两胜魏国之名，齐国并无胜魏之实；商鞅虽以劫盟之计诡胜，却为秦国确定王者之基。老子云：“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而，笔者认为商鞅对于所在国家的影响显得更为巨大而深远。“战”与“耕”就如同一部双引擎的永动机，给予秦国不竭的力量。在齐人还在力图恢复桓公故业的时候，秦人对于战争的理解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更深的层次，正是秉承这一理念，才使得秦国在战国中后期的大规模兼并战争中，愈战愈勇，愈胜愈强，最终横扫六合，开创伟业。
孝公二十四年，秦孝公崩，惠文王即位，因商鞅变法中得罪贵族太深，公子虔诬告商鞅谋反，其逃亡至边关，欲逃往魏国，魏人也因其曾背信攻破魏帅，不愿收留。商鞅只得回到商邑，秦国发兵讨之，杀鞅于郑国黾池，死后仍被秦惠王处车裂之刑，灭族，但秦国却延用其法而变得富强。时至后世，儒家思想占据社会主流，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受到压制，甚至连司马迁也对认为商鞅进行了并不完全客观的评价。然而，在始皇帝统一六国之时，独留卫国不绝于祀，不知是出于对卫君忠诚的怜悯，还是出于对商君为秦国立下赫赫功勋的表彰，而对于其母国的法外开恩，以告先贤之亡灵。
如果以他们两个的功绩来论谁是英雄的话，实在找不到一个评判的标准，只能说没有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这段历史都会有缺陷。要我说每个人都是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