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墓被发掘的消息一经传出，引起了各大媒体的极大关注。考古学、历史学的专家、学者，包括对三国史怀有浓厚兴趣者都参与了讨论，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人们为何要对曹操墓的真伪发出种种揣测呢？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历史上“曹操有七十二疑冢”的传说。
实际上，据《三国志》等正史的记载，曹操死后的安葬并没有秘密进行，魏文帝曹丕在《武帝哀策文》中对其父出殡的情景有具体的描写，从曹操次子曹植的《诔文》中也能看出曹操的丧葬活动是公开的。唐代的《元和郡县志》明确记载了曹操墓的准确位置，可见，唐之前对曹操墓在哪里并无歧义。所谓“疑冢”说起自王安石《将次相州》诗，此后的人们叠加演绎。元人杨涣《山陵杂记》曰：“曹操没，恐人发其冢，乃设疑冢七十二，在漳河之上。”《大明一统志》载：“曹操疑冢在讲武城外，凡七十二处，森然弥望。”可见，所谓“疑冢”只不过是后来的稗官野史或靠不住的民间故事的记载。
那么，为何自宋代以降，会出现“曹操有七十二疑冢”之说呢？这就涉及到历史上对曹操的评价问题。众所周知，很多杰出的历史人物都是“盖棺而不能论定”。其中，历史背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政治氛围下，人们会对同一个人物作出不同的历史定位。曹操的雄才大略，统一中国北方的历史功绩和杰出的文学才华在今天的史学界包括世人的心目中早已得到了首肯。然而在历史上，曹操的形象又是如何呢？笔者日前拜读了蒋星煜先生在2010年1月3日《新民晚报》上撰写的《诸葛亮的三次升值》一文后，颇有感慨，如果说诸葛亮在历史上有三次升值，其人格魅力、道德风范、足智多谋被抬到“昆仑”般高度的话，那么，同为三国时期第一流英雄人物的曹操就不那么幸运了，他在历史上被三次贬值。那么我们就看一看曹操在历史上是如何被三次贬值的。
陈寿所撰的《三国志》对曹操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三国志·武帝纪》篇末云：“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不害）、商（鞅）之法术，该韩（信）、白（起）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毫无疑问，因陈寿是蜀汉的降臣，后在西晋为官，奉诏撰《三国志》，他以魏为正统，对曹操颇多溢美，也是很正常的。不过，与曹操差不多同时代的或稍晚一些时候的人，对曹操也多有赞誉。如西晋陆机《吊魏武帝文》说曹操“摧群雄而电击，举劲敌其如遗，威先天而盖世，力荡海而拔山。”刘颂称“魏武帝以经略之才，拨烦理乱，兼肃文教，积数十年，至于延康之初，然后吏清下顺，法始大行。”（《晋书·刘颂传》）
然而，到了东晋南朝，对曹操的评价便出现了一些变化。东晋偏居江左，大批流离于江南的中原民众对北魏政权心存不满，北魏的尊曹也导致东晋人把曹操作为异类加以贬低，加之东吴本土久已存在的反曹传统，致使贬抑曹氏的潮流渐成气候。南朝刘宋史学家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裴注中有大量《曹瞒传》的内容，《曹瞒传》为吴人所撰，对操多有诋毁之辞，如其云：“太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诸将有计画胜出己者，遂以法诛之。”几乎把曹操说得一无是处。习凿齿著《汉晋春秋》，倡曹操篡逆之说，他论道：“三国之时，蜀以宗室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皇晋宜越魏继汉，不应以魏后为三恪。”（《晋书·习凿齿传》）他不仅以蜀为正统，还提出将曹魏清除出中华帝统承续之列。
东晋南朝的贬曹，对文学和文化的发展也起到导向作用。如刘义庆著《世说新语》，对曹操父子多有贬损，除《七步诗》之外，《世说新语》还记载了曹操、曹丕父子争夺甄氏等事。类似这些记载，夏传才先生认为“这都是封建正统论者丑化曹氏父子的恶意诽谤。”（曹丕集校注·序》）必须指出的是，直到唐代，人们对曹操的文韬武略、卓著功勋还是十分敬佩的。如唐太宗李世民就认为“魏武帝若无多疑猜人之性，几为完人也。”著名诗人杜甫的《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一诗云：“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可见，杜甫对曹操的“文采风流”是极其推崇景仰的。
随着宋代统治者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程朱理学的兴盛，曹操的形象逐渐从唐朝的被推崇到被唾骂，南宋时尤盛。反曹之风的出现，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从北宋到南宋，一直受到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辽和金的威胁。这种局面就十分类似于三国时期的蜀汉王朝。于是，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曹操的评价迅速倒向贬斥的一面。如苏轼的《东坡志林》载：“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皱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曹操的奸诈、狡猾、多疑、残暴不仅被坊间艺人塑造得淋漓尽致，而且，在当时一批理学家的心目中曹操也同样是奸雄形象。朱熹的《通鉴纲目》一反《三国志》确立的正朔，竟不顾历史事实，以蜀汉为正统，在朱熹笔下，曹操变成了一个篡夺皇权的奸雄。南宋朝廷偏安江南一隅，对女真族建立的金、蒙古族建立的元政权十分仇视，遂干脆将曹操称作“当今女真、蒙古胡虏也”。
曹操形象经历的第三次贬抑则是在元末明初。罗贯中笔下的《三国演义》是曹操负面形象塑造的集大成者。《三国演义》的成书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宋元时期流传有不同内容的三国话本。据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载，当时说书人所说的故事有专门说三分的。最早的元英宗至治年间新安虞氏所刊《三国志平话》真实记录了作者对曹操的态度，郑振铎先生说“这部小说对于曹操已是没有好感，只是着力写他几次狼狈的失败，对于诸葛亮却是很着力的写他的智计满胸，算无不准，谋无不验。”（《三国演义的演化》，见《郑振铎集》）罗贯中所撰《三国演义》的政治倾向性非常明显，崇刘抑曹是作品的主基调，并着力渲染曹操是一个“宁使我负天下人，毋使天下人负我”的奸雄。郭沫若先生在《替曹操翻案》一文中说：“由于《三国演义》和三国戏的普及，三岁小儿都把他当成了大坏蛋，要翻案是特别不容易的。……曹操冤枉地做了一千多年的反面教材。”（《郭沫若集》）
自郭沫若先生在1959年替曹操翻案后，史学界迅速展开了一场有关曹操是非功过的学术大讨论，随后毛泽东在《浪淘沙·北戴河》一诗中写道“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颂扬了曹操对历史作出的贡献。今天，无论是史学界抑或是广大民众，对曹操的看法已基本定型，曹操已被定位为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三国时期第一流的英雄人物。作为政治家，曹操对统一中国北方，结束东汉末年群雄割据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三国诸多风云人物中，曹操的军事才能最为突出，无论是周瑜、诸葛亮还是司马懿都无法与其相比；作为建安文学的领袖，他的诗篇既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雄浑豪迈，又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浪漫。此外，曹操生活节俭，这从高陵中简朴的随葬品中即可窥见一二。曹操在临死前，还嘱咐众姬妾要勤于女红，尽量自食其力。
毫无疑问，曹操也有滥杀无辜，凶狠残暴的一面，但这对于古代的很多帝王将相来说，都是很难避免的，笔者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应该看其主流，特别是在乱世之中。今天，虽然甄别曹操墓的真伪尚待时日，但被历代统治者所歪曲丑化的曹操形象已得到了根本的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