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势力老大先后分别称帝，结果与影响有很大不同。这与他们称帝时的立国精神是息息相关。
称帝前，曹氏“挟天子以令诸侯”，其政权合法性的理论基础是最强的，因此相对也得到最多士人的支持。曹操去世后，其所依恃的权力维系因素对曹丕来讲不再存在，曹丕为驾驭臣下维持统治，不得已借用“禅让”理论而称帝。
曹丕以“魏”为国号，当然主要是由于曹操受封魏王（封地在邺，属古魏地）。但我们要看到，“魏”是一个地域性政权符号，它强调政权的地域性根源，以获得以魏地核心地区的北方士人的认同。同时，这一政权以“禅让”的外在形式构建其作为汉中央政权的继承地位。蜀之立国，以“汉”为国号，是强调对汉代文化符号的直接继承。而吴之立国，是完全体现其作为地域性政权的特点。
三国立国精神迥然不同，直接影响到他们用人为政的方针，也便影响他们的政权能获得哪一部分力量、在多大程度上的支持。
曹操笼络到的士人，既包括像荀玉那样为扶持汉室而支持曹操的人，也包括王朗那样基于现实考虑和对曹操个人能力的认可而追随曹操的人。曹丕时代，除继承外，主要是利用陈群的九品中正制，从北方地区选拔士人，这一时期进入曹魏政权的士人，一是出于现实功利的考虑，求取功名以荣身显家；再就是出于对政权之地域性认同。这两者其实是统一的，或者说前者就是由后者延伸出来的。
但我们要注意的是，曹魏政权除了地域性之外，还以“禅让”强调其继承性。而这一继承性因其对形式性的强调多伴随的精神内涵的缺乏，造成了政权合法性基础中不可避免的虚伪性。所以这一时期进入曹魏政权的士人并不是忠于曹氏这一姓一朝，而只是终于这个能够让他们荣身显家的地域政权，所以后来司马氏篡位能“平稳过度”，很少有士人起而捍卫曹氏政权。
蜀汉政权因强调对汉的继承性，造成两个影响：一是从国策上使北伐成为必然（或说不得不然），因为以继承汉中央政权作为立国精神基础，必然不能局限于蜀地一隅，这样你就无法向人民交代，无以号召人民，无以向人民说明你凭什么统治这里，无以获得士人的支持。这里暂不考虑从军事角度讲北伐是以守为攻，或从个人道德讲北伐是诸葛亮“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个人奋斗，其实我个人认为这两者都应统一到上面所论的时代精神和立国精神上去。
第二个影响是，蜀汉政权在吸纳蜀川本地人才方面终究不是十分成功。蜀汉人才可分为三部分：原从人马、荆州士人、蜀地士人。刘备时，以原从人马为主，诸葛亮执政的蜀汉，主要依靠荆州士人。蜀地士人一直没有成为政治主角，撇开个人因素及党争因素以外，蜀汉立国精神不以蜀地为根本是一个重要原因。
吴之称帝在三国中为最晚。称帝之前，孙吴政权就只是想“极长江之限而有之”，割据江南与北方抗拒。在当时可以讲是基于汉末社会大乱的一种临时性考虑。后来孙权称帝，是明确地以地域性政权来立国。所以吴最的本地士人之支持，吴地士人支持孙权，很明确地就是为了江东自保，使在江东的安定生活不要被北方的战乱所侵扰。孙吴政权基本没有统一的野心（当然不排除总会有一些侥幸心理），因此其对外战争次数最少，战争的目的主要是防御性的，有时是为了取得有利的防御位置而进行的防御性进攻，或为了捞点便宜在别人发生内乱时进攻抢夺地盘。
孙吴政权内部相对最为安定，后来北方因五胡乱华而再次生乱，江南能够成为中国文化一脉不绝的重心与维系，与孙吴时期以地域性政权立国而进行的防守与发展打下的基础是分不开的。
到三国时代，汉代的文化维系体系日渐失效，气质层次的个性挺立，人们更加现实化，地域性认同的加强就是现实化的一个必然结果。也就是说，现实性的地域性认同是这一时期的主流时代精神。孙吴政权最明确地把握到了这一精神，所以在三国中持国最久，本土经济获得发展最为明显；蜀汉离这一精神最远，劳民伤财，经济发展迟滞，最先灭亡；曹魏有地域性精神之实又有继承就文化精神之表，就实处讲，使北方经济有所恢复与发展，就表处讲，未真得士人之心，被司马氏轻易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