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是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各代开国帝王尤其如此，周武王由于反思商朝的覆灭而忧郁成疾，胜利后不久就一病不起了，大概总结到商人饮酒过度吧，所以后来记载周人酗酒的记录倒不多。
秦始皇大帝混一六国，因此慨叹周初分封导致兵连祸结，天下大乱，因此摈弃封建而立郡县，以为万世之业也，殊不知，二十多年后，竟然灰飞烟灭，为天下笑，比享国八百年的成周不知又差到哪里去了。他是没看到分封因为皇室子孙遍及宇内，导致根基扎实的好处。
大汉高祖立国以来，吸取了秦朝滥用民力导致亡国的教训，采用黄老之术，而让民众休养生息，老百姓是舒服了，可惜国防力衰败，导致又平城之围，烽火甘泉之警。幸而出了汉武，利用了百年的积累，奋击匈奴，使得漠南无王庭。
各位有没有想过，汉武赖以成功的因素，除了汉初的积蓄外，还有什么？其实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外戚。汉武帝先是用卫青，后用霍去病，再用李广利，取得了封狼居胥，西击大宛，获取汗血宝马的战绩。
用三国时吴国外戚周瑜的话：“内挟亲戚之情，外托君臣之义”，作为外戚身份的高级将领，由于具备这种血缘上带来的先天姓任感，由此能在百官中享有自然的崇拜，因此在平时的行政，战时的指挥调度，危机时团结部众方面，具备无比的优势。实际上他们本身也是皇权的一种化身。人们出于对皇权的崇敬，使得这些外戚将领指挥起来，相对较为容易。
且不说宋太祖鉴于唐末五代藩镇势力的坐大，因而自废武功。我们来说说这位草莽出身，驱除蒙元的明太祖，总结了历朝无非是亡于权臣（如曹操），宦官（如唐末），外戚（如汉末）等几种。因此他拟了几条祖训，废除宰相职位以防权臣，不给宦官兵权以防家贼，更要命的是规定娶妃只能是民间寒室女，以避免强势外戚干政。
也不能不佩服朱老智慧非比平常，大明享国二百多年间，基本杜绝了以上三种危机，虽然其中皇帝疏于朝政，一度宦官如刘瑾、魏忠贤作乱，只要皇帝一变脸，这种曾经不可一世的宦官就束手就擒了。并不存在唐文宗甘露之变，受制于阉竖之事。
有明一代，外戚基本无所作为，不论是和平时期，还是在危难时期。不过我觉得，这正是明朝的一个缺陷，首先从遗传学的角度，由于权势、财富交易等原因，优秀的基因在社会的精英人士，也就是达官贵人身上会多些，那些寒门就会稀淡些，更何况，诗文，武功，这些内在因素要经过家族很多代人的积累。因此皇室按这种方式娶亲，只会把素质一代一代地降低。
由于没有外戚这种天生的皇室外援，导致皇帝在与大臣的斗争中，能采取的办法比较少，明朝虽然取消了那种百官领袖的宰相职位，没有出现曹操那种权臣，但是由于官员结党无法禁止，还是有些官僚集团的势力很雄厚，导致万历皇帝连自己选择继承人的权力都失去了。
明朝皇帝疏于上朝，宦官一度得势，是皇帝与大臣斗争失败的结果。这样下来，由于皇帝没有在朝野中基于外戚人脉的嫡系，导致皇帝的很多行政思路无法执行或者效率低下，更要命的是在国家危机时。例如土木堡之变时，罕有皇亲国戚挺身而出的，幸亏有于谦这种有能力的忠臣，才能力挽狂澜于既倒。
崇祯一朝不幸运也体现在在这方面，由于大臣对皇帝的责任基本只能靠道义，即儒家的忠君思想或者契约即官职任免书来保证。因此皇帝对大臣的信任度，大臣对皇帝的感情，是不会太高的，特别是在这种朝不保夕的危机时刻。
从这一方面说，假设袁崇焕是崇祯的舅爷（例如卫青与汉武的关系）或者连襟（例如孙策与周瑜的关系），纵使老袁擅杀毛文龙，请发内帑，那又算了什么？满酋的反间计岂有运作的空间？
如果崇祯的岳父家是贵族，那么当崇祯呼吁皇亲国戚捐献银子救国时会筹集不到资金？碰到皇帝和皇子要避难会拒之门外？每看周氏猥琐怕事的作态，不免切齿。但又有什么办法，只能怪洪武皇帝反对外戚只知外戚有其非，不知外戚有其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