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年间，官场上流行“议罪罚款”制度，说白了，就是官员犯了错，上缴一笔“议罪银”便可免罪。 《钦定吏部处分则例》卷四十八明载：
“官员承问引律不当，将应拟‘斩’、‘绞’人犯错拟‘凌迟’，及应拟‘监侯处决’人犯错拟‘立决’者，承审官降一级调用，审转官降一级留任，臬司罚俸一年，督抚罚俸六个月。”
罚俸制度开始施行时，目的只是针对一些较小的过错，在尚不足以撤职降职的前提下使用，让官员感到有点肉疼，以便从此更加严谨为官。但后来事情悄悄发生了变化。来看当时被罚款的封疆大吏李质颍给乾隆帝的奏疏：
“奴才于浙江巡抚任内未行奏参王燧，情愿罚银十万两;粤海关监督任内奏事错误，情愿交银二万两;四十六七两年关税盈余短少，部议赔银三万六千余两;广东盐案不实，情愿罚银十万两。
奴才自四十六年起至本年，交过造办处广储司共银十四万两，其余十一万六千余两，理宜竭力凑缴，按限完纳，庶于寸衷稍安。但现在变产凑交，一时售卖不及，又恐有误限期。
奴才昼夜惶悚，无计可施，唯有叩恳圣主恩施格外，准于明年起每年作为二季，交银一万五千两，奴才得以设法竭力，及时估变交纳。”
奏疏中，李质颍承认四次工作失误，累计认罚26.6万两银，但缴纳罚银14万两后，说一时难以凑齐，请求宽限。尽管奏疏有哭穷之嫌，但动辄数十万两银子，已不止于对官员的惩罚。目的由惩治转为敛财，其遗患无穷。
首先，“议罪银”没有明确的数额。皇帝不说罚多少，受罚者自己就只能往高里报，万一报少了，皇帝不满意，给顶回去，那就丧失了缴钱免罪的机会。没有规矩，而又是惯例，潜规则最终只有败坏纲纪的份。
其次，交了钱就可以免罪。受罚者食髓知味，会丧失对渎职违法的警惕。反正花钱就能摆平，那就屡犯屡罚、屡罚屡犯，千锤百炼。花钱免罪，无疑是犯法渎职这种普世罪恶的包庇与纵容，引发社会对善恶判断的失序。
第三，受罚者白花花的银子拿出去了，他还得拼命把这些钱挣回来。即使不为盈余，他也得把这个窟窿堵上，想方设法抠钱。这种情况下，哪里还有心思理政，哪里还会想着为民服务?他得先为钱服务。最重要的是，他通过什么方式搜刮钱财?当然是违法手段，你能指望他按部就班，一分一分地挣辛苦钱?那样猴年马月他也挣不够这笔巨款。于是，一层层盘剥下去，最后都转嫁到最底层的老百姓身上。
那么，被罚的钱哪里去了呢?如果进入国库，用于发展民生，花到老百姓身上，倒也罢了。而事实上这些钱最后都进了内务府，也就是皇帝的私人账户。
据说，广储司银库所收罚款，每月都要将数目开单呈报给乾隆皇帝的大管家和珅，开报时要逐项列报罚款人之姓名，缴款数目，以及已缴未缴情况，再由和珅转奏皇帝。
皇帝清楚着呢，谁少给了都得收拾他。官员犯错，皇帝得钱，岂不快哉。搞来搞去，那些高级官员成了皇帝的“抓钱手”。
说起来，“议罪银”也不是谁都能缴的。你以为犯了错缴个钱就算完事，其实非也，这还有个资格的问题，最起码得跟皇帝有着很深的渊源或者交情。皇帝恩典你，才给你这样的机会。
实在不行，也可以走上层路线，通过皇帝的大管家和珅来完成。和珅一辈子没做过地方官，没有在基层刮地皮的经历，却坐拥海量财富，是何原因?据靠谱的专家分析，这些财富大部分来自于“议罪银”的回扣或者是通过给皇帝和官员拉皮条得来。
和珅与其助手福长安，曾经专门为奇丰额给皇帝上过奏疏。奏疏说奇丰额在织造任内包庇下属被追查，“今情愿罚缴银四万两，并求转奏赏给苦差”。意思是希望缴罚四万两白银免罪，再给个官当，即所谓“赏给苦差”。
奇丰额这样通过和珅给皇帝上奏。和珅在这中间能白替他传话吗?少给了都不行啊。乾隆皇帝批示，知道了。其实就是认可了。
当时，有个叫尹壮图的官员，对“议罪银”意见很大，上疏请求“永停此例”。乾隆虽然生气，但也不好否认此事，便振振有词地睁着眼睛跟尹壮图说瞎话：
第一、尹壮图奏请永远停止罚银之例，想法不错，值得肯定;第二、各省督抚难免偶有过误，且又非贪污受贿之罪，若因此革职查办，一时找不到替代者，从爱惜人才的角度考量，可以用罚款的方式进行薄惩;第三，罚缴的议罪银都留为地方工程之公用，以利一方百姓;第四，凡是贪纵营私的督抚均绳之以法了，从来没有以罚银幸免的人。
尹壮图自然不服，继续上疏跟乾隆斗嘴。乾隆可不惯着他，不久就把他革职了，直到嘉庆皇帝主政，才恢复其职务，但议罪银造成的危害，却再也抹不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