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据外媒最新报道，中国第二艘航母“辽宁舰”已近完工，第三艘航母目前也已在上海开始建造。如此，中国一旦拥有了三艘航母，便可实现“一艘远洋航行、一艘沿岸训练、一艘维护保养”的战略目标。
中国为什么要不遗余力的发展航母？因为中国近代史上有着极其惨痛的教训。这一教训不仅来自于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更是来自于创深痛巨、给中国带来近五十年灾难的的中日甲午战争（海战）。
曾有人说，浩瀚的大洋是赌场。事实上，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主要在于：不管你好不好赌，只要上了这国际大轮盘，就无法置身事外。
晚清的中国，面临的就是这一严峻形势。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可以任意敲开天朝的大门，之前一直被视之为安全线的大洋已是门户洞开。
正因为如此，闽浙总督左宗棠于1866年上疏清廷，其中称：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舰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
左宗棠上疏之时，正值糜烂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军起事初被敉平，清廷上下尚未来得及庆贺，左之目光即投向浩瀚的大洋，其见识独到深远，足见“中兴大臣”之誉绝非浪得虚名。
有鉴于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清廷迅速批准了左宗棠提请设立福州船政局及其学堂的建议，中国近代海军，即由此发轫。
10年后，随着琉球问题的扩大化，朝野中要求购买铁甲舰、大力发展海军的呼声日益高涨。
如近代海防的规划者、原江苏巡抚丁日昌即大声疾呼，“日本倾国之力购造数号铁甲船，技痒欲试。即使日本能受羁縻，而二三年内不南犯台湾，必将北图高丽。我若不亟谋自强，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在此刺激下，清廷开始重点打造北洋水师，以固海疆。经十余年的苦心经营，北洋水师最终于1888年底正式成军。此时，舰队计有：
“定远”和“镇远”两艘主力铁甲舰（排水量达7200吨）和“济远”、“致远”、“靖远”、“经远”和“来远”五艘快速巡洋舰（排水量在2000吨到3000千吨之间）；加上早前购买的“超勇”和“扬威”两艘千吨级的撞击型巡洋舰和国产近海防御性战舰“平远”舰等，全舰队排水量4万余吨，官兵近4千人。
据国外军事年鉴统计，成军后的北洋水师位列世界海军前八，而当时日本海军全部吨位及海战潜力仅排名十六。遥想当年，每次北洋水师出海操练时，那也是“樯橹如云、旌旗蔽空”，各国海军都为之侧目。
但令人扼腕的是，由于当权者的战略误判，权贵们把持下的海军衙门在1889年后竟未给北洋水师添购过一舰一炮。更有甚者，在1892年中日局势已相当紧张之时，主管拨款的户部宣布为慈僖太后万寿筹款而停购舰艇两年。
正所谓“逆水行舟，不进则退”，1886年“长崎水兵斗殴事件”后，日本不惜重金甚至发动全民献金，连天皇的老妈阿巴桑都捐出了她仅有的首饰，以达到每年至少增加一艘新军舰，目的就是以最快速度赶超北洋水师。
在这之后的关键几年中，由于日本采购（及自身建造）的军舰都是最新、最快的，火力也今非昔比。如此，日本舰队在甲午战前已超越北洋水师，而同时期清廷停止购舰之举，无异于挖坑自埋，悔所不及。
清廷海军建设为何会出现“小富即安、目光短浅”的问题？其深层原因在于：决策层（尤以慈禧太后及李鸿章为主）对北洋水师定位失误，这是最为致命而无可挽回的。
按李鸿章的意见，中国海疆可分为三部分：“直隶之大沽、北圹、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是为最要；”“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是为次要；”“其余各省海口边境略为布置，即有损失，于大局尚无甚碍。”
换言之，北洋水师的主要用途是扼守渤海通路，拱卫京畿重地，其目标是“守海口、保津沽、卫京师”，朝廷安危，才是最重要的考量指标。
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魏源曾提出，“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大体而言，李鸿章的海防格局观还是“固守海口”的保守战略，并没有比魏源进步多少。正如其三个时期的代表言论：
海防初起时，“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北洋水师成军后，“无事时扬威海上，有警仍可收进海口，以守为战；”甲午战争爆发前，其仍认为，“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异月新，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勃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
反观日本这边，其维新之初即以“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为立国目标，海军发展成为其对外扩张的首要任务。从这一层面上说，日本从一开始就以谋取海外利益为目标，并以中国为“第一假想敌国”。
这种外向型、进攻型的海防战略不仅决定了甲午战争的结局，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日两国的近代国运。由此，日本在海外屡屡制造事端，从琉球到台湾，从朝鲜到甲午战争，无一不来自这一思路。
十九世纪的世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其主流是以武力开拓市场甚至强占殖民地，清廷昧于世界大势，坐视邻国以侵略性的姿态突然崛起，这无疑是为后来的半个世纪埋下了祸根。
正因为慈禧太后（或说整个清廷）对北洋水师的战略定位是“看家护院”而从来没有想到要用这支舰队去远洋作战，这种浅尝辄止的妇人心态决定了北洋水师乃至近代中国的屈辱命运。
也正因为战略上不重视，才会有停止购舰、甚至挪用海军军费去修颐和园的愚蠢短视之举，由此酿成了割让大片国土、赔偿上亿两白银的恶果。论理，当时中国的国力，无论财富还是人口较日本十倍不止，但这些资源未能转化为军事能力，结果是丧权辱国、创深痛巨！
当然，甲午之役对中国也并非全为负面效应。许悼云先生曾在《万古江河》中说，“辛亥革命是人心思变的爆发点”，不过这句话用到甲午年似乎更为合适。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中国的觉醒与奋起，其爆发点并非辛亥而是甲午的战败，之前中国仍是按部就班、固步自封，直到这场惨败，中国人才真正痛醒。
也正因为如此，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党人在3年后掀起了一场变法的热潮，尽管这一历史进程被无情打断并引发了庚子年的巨祸，但中国走向并融入世界的脚步并未因此而止步。庚子年后，清廷大力推行新政，继而宣布预备立宪，这一切努力虽然夹杂私心，但毕竟让中国放眼海外，并踏上了近代化的历程。
也就在清末新政时期，清廷宣布重建海军并先后购入4艘最新的巡洋舰。按海军大臣、贝勒载洵的计划，清末海军将在7年内添置头等战舰8艘、各型巡洋舰20余艘，势头直追日本舰队。可惜的是，这一规模宏大的计划最终被辛亥年的隆隆炮声所打断。
帝国崩溃之前，“海圻”号的出访大概是中国海军最后的亮点。也就在辛亥那年，这艘国内最好的军舰奉命前往英国参加新国王乔治五世的加冕仪式。途中，墨西哥爆发排华暴乱，300余名华人被害，并波及古巴等国家。
外交受挫之余，“海圻”号迅速赶往南美护侨。在其森严炮口下，墨西哥政府不得不赔礼道歉，并答应惩办凶手、赔偿损失。这无疑是晚清外交中一场难得的胜利，值得后人敬仰与深思。（节选自金满楼《重读甲午：中日国运大对决》，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年）